从中国现代出版120年的历史维度来考量，创业120年的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商务人的商务，它所蕴藉、承载的中国几代出版人乃至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理想追求，使它有了更广阔的文化象征意义。如何传承好、维护好、发展好这块“金字招牌”，是值得今天的中国出版人乃至于中国学界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期，思想文化的启蒙任务非常繁重。要把这样一个古老国度推入现代文明发展的航道，面临着固本与知新的双重难题，即一方面要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民族国家之根基；另一方面要传播与普及现代科学知识、思想观念和技术发明，使中国能够紧跟世界文明的潮流。商务印书馆的开拓者们极具远智地将整理国故与引进新知并举，尚古而不泥古，推新而不迷新，既引入以《天演论》《茶花女》等为代表的西方名著，更编纂了《辞源》《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中华经典，借出版之力，从传统与现代两个向度，为中华文明带来补益。

可以说，从建馆之日起，商务印书馆就在出版活动中体现出一种大智慧和大格局，这是一种在深度关切家国命运的前提下才有的大智慧，也是一种把出版提振到关乎家国命运的高度才有的大格局。这样的智慧与格局，使商务能够跳出单纯为生存、为赢利而经营的藩篱，始终走在时代和文化的前端，在更高远的层面规划自己的出版活动。以《四部丛刊》《四库全书》《万有文库》为代表的古代典籍和现代知识丛书，以《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为代表的品牌工具书，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和“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为代表的学术著作等，都是引领潮流的传世之作。

在新的历史时期，商务印书馆更着力于加强内容建设，创新主题出版，将主题出版作为中国国家知识体系建设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人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看待，推出一系列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反映治国理政新理念的精品力作，如“中国道路丛书”“国家治理丛书”“一带一路”系列图书等，提振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

回顾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在每一个时期，商务印书馆都与这一时期的优秀知识分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商务的出版史，几乎涉及中国文化史上所有的文化大家。商务印书馆强大的媒介传播能力，使这些领时代风气之先的文化人的思想得以放大，进而形成强大的公共舆论和鲜明的学术导向，最终积极推进中国社会在思想、学术、文化与文明方面的进程。

另一方面，来自学界的丰富给养与强力支持，又浸润并塑造商务印书馆的宏阔视野与学术品格，成就商务印书馆“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比如，《辞源》第三版修订，在馆外，商务先后聘请了何九盈、王宁、董琨3位主编，22位分主编，127位专家组成修订队伍；在馆内，调集精兵强将，组成老中青三代20人的编辑团队。正式出版前，又延请108位各界专家学者审读校样，力保万无一失。而且，在这些品牌辞书的维护与修订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本着“开门修典”的宗旨，每逢新版问世前，都会请业内专家先行审读评判，提出修改意见。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刘奇葆同志明确提出“加快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的新目标，这是对出版工作者的鼓励与鞭策。商务印书馆将与全国出版战线上的同志们一起，秉承优良传统，加强内容建设，推出更多具有中国智慧、弘扬中国传统、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国气派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