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奉手示，聆悉留意篆刻，询见鄙见，诚钦诚佩。印章当有三种玩味。一文字，各因时代之不同，变迁殊异，其高远者为周末六国玺印，文字尤变异奇诡，不可思议；大致有官守，有邦域，有时代，一国之中皆有不同，多见自能领会。

书法肥瘦方圆，其易知者有抑扬顿挫，可以见笔法之妙；有往复盘旋，可以见布置之妙，胜于拓石鼓、国山诸碑，可与盂鼎、散盘、晋公簋等观者，往往而是之。制作周秦汉魏各各不同，炼冶之精，今不如古，今与古较，日见退步，不可强求也。

顷见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2017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中，有一封沈从文致韩登安信札（尺寸为31.5×9cm×3，拍品编号1453）。此札以章草写就，长达三页，论及对篆刻的意见。全信如上图。释文如下——

形式变换，精神贯注，亦以周代为高，秦汉已不及之，无论唐宋。然古今印谱流传，影印不如原如拓，拓本不如见原印，原印先由普通入手。今汉魏六朝私印，每不甚精者仅数元与数十元，二十年前仅十之三二即购到。尊见以原器上之精神作为辨别，此语最合研究之法。如有所获，暇望寄观，当一一缕述之也。

金石之学，昉於欧赵，至前清而极盛。乾嘉以前，犹重石不重金，咸同而後，金文之学发明，有吴子苾、吴愙斋、陈寿卿、何子贞诸公倡之，精益求精，较前人为明确。

《金石学录》《金石学补录》，时曾历举收藏鉴赏诸家古今人所著述之书，已略可见。愙斋《说文古籀补》、丁佛言诗文，以为周秦诸子多生于东周，其时通行皆六国文字，可见者汉简魏石经之外，传世之作一变，涂改多失其真，年来古印出土，发现六国文字尤多。暇集古印文，以《说文》部首分其次第，庶或有补于读古书之助，亦未可知。

从事于此有年，作辍不常，时虞间断，倘乘余闲，此作可藏，事亦为前人所未为者。其余新知，当不作甲骨下。甲骨殷商文字为一宗，钟鼎文字为一宗，六国文字、古印、泉币、陶器当成为一宗矣。

印拓拜登，中有文字未尽可释，祈赐教以为然否。北方人只重官印，秦印识者尚罕。尊藏各印尚非寻常肖形印，第二方文细者极少见。仆极嗜周秦奇字玺，其文字皆六国时所造为多，足补钟鼎、说文之阙。西汉印与秦印相同，惟文字近隶耳。匆匆草此。即颂

秋祺。

沈从文于北京 二十七日午后

我初读此札，大为吃惊。沈从文虽然中年以后对金石书画研究颇深，但我从未读到过他在一封致友人信函中，如此集中地论述自己对于篆刻艺术的看法。如果此信为真，则应该是沈从文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新发现。

但是，韩登安生于1905年，仅仅比沈年轻三岁，且自小研习篆刻，二十七岁（1932年）时即加入杭州西泠印社，后曾任该社总干事。韩先生对金石的研究，绝不亚于同龄人沈先生。韩是否可能如此谦虚地就篆刻问题向沈求教？沈先生是否会以长者身份对“登安先生”指示意见？我心中颇有疑问。

再者，这封信札中文字颇有不解处。如第一页开头，“顷奉手示，聆悉留意篆刻，询见鄙见，诚钦诚佩”云云，“询见”不词。第一页最后和第二页开头，“影印不如原如拓”一语有误。第三页中“其余新知，当不作甲骨下”一语莫名其妙。第三页“印拓拜登，中有文字未尽可释，祈赐教以为然否”也莫名其妙。但此札字迹，确实又非常像沈先生所写。所以我一直不敢对其真伪轻易下结论，也不敢轻易将其作为研究资料用作参考。

日前偶然翻阅书籍，突然在黄宾虹信札中找到了这件沈从文致韩登安信札内容的出处。因此，我可以断定此札为伪作。

这封所谓沈从文致韩登安信札内容，乃拼凑黄宾虹分别致郑履端、俞叔渊、曹一塵的三封信札而成，可谓费尽心机。黄宾虹三札，均见于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书信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

一、 自“顷奉手示，聆悉留意篆刻”至“当一一缕述之也”，袭自黄宾虹致郑履端札（《黄宾虹文集-书信编》第336页），但将“询及鄙见”误为“询见鄙见” ；“影印不如原拓”误为“影印不如原如拓”；“每钮不甚精者”误为“每不甚精者”；“公暇可寄观”误为“暇望寄观”。这几处误改，致语句不通。

二、 自“金石之学，昉於欧赵”至“六国文字、古印、泉币、陶器当成为一宗矣” ，袭自黄宾虹致俞叔渊札（《黄宾虹文集-书信编》第99页）。这一段文字也有不少错漏，不赘述。错得最离谱的一句，是将“其获新知，当不在甲骨下”一句误为“其余新知，当不作甲骨下”，使得文意完全不通。

三、 最末一段文字即“印拓拜登”至“惟文字近隶耳” ，全部袭自黄宾虹致曹一塵札（《黄宾虹文集-书信编》第188页）。

近年来，现代作家信札披露甚夥，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各种拍卖会是信札、日记等新材料披露的重要渠道。但是，随着科技进步，作伪的手段和技巧愈加高明，对鉴定工作提出了很高要求。商人射利，我们除了谴责，似也无可奈何。对出现在面前的诸多材料，使用前一定要问明来历，辨别真赝，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