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多家庭已经从“物资紧缺型”过渡为“资源闲置型”。这催生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共享经济,即利用共享闲置的物料成本、时间成本和服务来生产经济价值。

2015年底,中国提出以改善过剩产能、降低供给成本以及开辟供给空间为主要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共享经济的出现为化解产能过剩和扩大有效供给提供了新的思路。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共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重塑人们的观念。共享经济理念受热捧是基于两种优势:闲置资源的社会化再利用,用户需求的个性化配置。而能否将共享和经济融合在一起,形成既节约社会成本又实现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是未来共享经济发展的大课题。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认为,分享为人们谋得福利的同时,还在人际间释放善意。善意就像人际联结的催化剂,共享经济令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接纳与他人分享,推崇“共享主义”生活。

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最终是在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便利,或多或少会改变已有的产业利益格局。探寻共享单车等新业态的未来,其实是在问:当技术的迭代不可逆转地呼啸而来,政府的监管模式能否尽最大限度地减少滞后性,尽快与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无缝对接匹配。

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创新,都会带来“业态更新-格局打破-争议平衡”的过程。涉及产业,就一定会有链条的重塑和利益的再配,一些不适应时代需求的商业模式被淘汰,这一产业完成转型和升级,法律法规随之重新制定、监管思维重新调整,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监管思维之新,能够赶得上商业新模式、新业态之新,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政府职能部门要懂得顺势而为,不能用“老办法”去管制“新业态”。鼓励创新,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践行“法无授权不可为”,不随意增设审批门槛,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才能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我们已经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当办公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不是把原有的办公室、写字楼都拆了,而是将其改造为共享的众创空间;当短住不再只是个别的需求,也不是一味地建新酒店,而是盘活现在闲置的民宿资源。到了这个时候,考量一个城市的绿色出行水平,不是去比较财政投入了多少钱,也不是去比较政府建立了多少个公共自行车站点,关键是看当地政府能否通过创新管理,激发多方潜力,进而实现合力。

对新业态的监管,如何才能落实中央提出的“包容审慎”原则,需要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能有创新思维。面对商业新业态,政府需要提防监管滞后性这一问题,更要对新业态、新模式保持密切关注,调研了解新业态野蛮生长过程中的新问题,并及时快速制定应对措施,把更多的精力、财力,向监管共享单车企业方向进行更多倾斜,既要通过行政强制措施对企业进行硬约束,也要督促共享单车企业强化自我约束逐步优化管理,通过技术研发、人工调度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各方合力共同做好城市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