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公安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依法取缔传销组织。通知强调，对打着“创业、就业”的幌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诱骗求职人员参加的各类传销组织，坚决铲除。（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9版）

从此次通知要求来看，治理很有针对性。因为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义，是传销组织诱骗求职人员的常用手段之一。李文星就是因为在招聘网站上找工作，最后落入传销陷阱而丢了性命。针对性打击传销，既能震慑传销组织，也能教育求职者，可避免再出现“李文星案”。

不过，针对性治理也存在弊端。因为传销组织不能再以“招聘”“介绍工作”名义诱骗他人，还会采取其他名义进行诱骗。比如不少传销组织曾以珍宝币、百川币等“数字货币”名义诱骗他人，不排除今后还用类似招数。尤其是一些传销组织也在借助互联网不断“发明”各种新型传销。

日前，湖南常德市公安部门就成功破获了“中券资本”“国盟资本”特大网络传销案，这类传销是打着“资本证券化”的名义诱骗他人。山西警方最近打击的“善心汇”，则是以“扶贫”为幌子的新型传销骗局?？杉苍诓欢涎荼浜汀吧丁?。

如果治理仅针对“招聘”名义下的传销，很可能效果很有限，滞后于传销演变。比如说，打击“资本证券化”名义下的传销，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助力，但四部门中并没有金融监管部门；再如，“善心汇”式传销，恐怕需要扶贫部门介入，但这次治理也缺少扶贫部门参与。

也就是说，治理传销需要“专业力量”参与。如果缺少某方面的“专业力量”，那么在打击某些特殊专业名义下的传销，可能就力度不够。同时，传销组织也可能寻找治理漏洞进行下手，比如治理行动缺少某个部门介入，在传销组织眼里，这可能就是空隙和“商机”。

因此，打击传销尽可能多些部门参与，以动员更多力量，减少传销滋生、发展的空间。当然，治理传销最关键的手段还是“严刑峻法”。而目前我国刑法，对传销行为定罪门槛偏高，难以对绝大多数传销人员治罪，令众多传销人员有恃无恐。所以，必须加大刑罚力度，从法律条款到法律执行都要从严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