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昆明的旧书摊大多集中在文明街的北头路西。这几家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的内容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微整齐一点的书，古今中外、文法理工，老板都收，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只要拿过去，当时就付钱。

那时，汪曾祺的经济非常拮据。一天，其同学、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学专家和语言学家的朱德熙看到他快到中午了还不露面，便知道汪曾祺的午饭没有着落。于是便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房间，推推他：“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马上卖掉了字典。卖字典的钱，够两个人吃上一顿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

汪曾祺回忆说：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他的一个同学发现一家旧书店的《辞源》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价卖给那家旧书店。如此反复，这位同学的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

多年后，汪曾祺对在昆明卖旧书的过程记忆很深，而对当年买进什么书反而不清楚了。

1946年秋，汪曾祺到了上海，在福煦路的致远中学任教。期间，汪曾祺仍时不时地逛旧书摊。

当时致远中学有一个工友叫老许，负责打扫卫生和烧开水。老许在校门外摆了一个旧书摊，书平摊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老许坐在校门内，一面扫地或烧开水，一面向地摊上看着。同学们进进出出，总要蹲下来看看他的书。而这些书非常便宜，和卖废品的价钱差不多。

汪曾祺曾买过老许两本书。一本是张岱的《陶庵梦忆》，后来不知放哪儿去了。另一本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这是很名贵的。书中汤显祖的批语包括眉批和每一出的总批，都极精彩，这本书被汪曾祺视同珍宝。

后来，这本书也不知被谁借去未还，弄得汪曾祺想引用汤显祖的批语时，只能凭借大脑的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