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今天（6月20日）有媒体报道说，近年来，围绕着办理准生证、落户、买车、购房、拆迁、移民等问题，多地出现经济因素驱动的“假婚姻”现象，“假结婚”“假离婚”现象增多，处于高发态势。尤其是在部分实行住宅、汽车限购的地区，由于婚姻关系和户籍与获取购房资格、购车上牌等关联，婚姻成为一些人突破政策限制、获取灰色收益的“筹码”，甚至已经形成一条“利润丰厚”的产业链。报道称，“假婚姻”现象折射出综合性社会问题，暴露了大量的制度漏洞。

“综合性社会问题”，“大量的制度漏洞”，诚如报道指出的那样，“假婚姻”现象与制度漏洞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关系。从制度设计角度而言，制度漏洞的存在，是制度设计失败、至少是不成功的设计的结果之一。从自然正义的角度看，一个成功的制度，只要是应符合社会正义的秩序扩展而生，其实施的结果自然不会存在以制度之道违反制度之规的现象。以此反求制度设计，则漏洞百出、以致出现“大量的”利用制度来实现制度所要约束和禁止的行为的制度，无疑就是设计出了问题。

准生证、落户、买车、购房、拆迁、移民等相关制度的出台有先有后，“假婚姻”现象也非在所有这些制度全部出台后才出现。如果说第一个、第二个出台的相关制度在设计制定时没有考虑到相关行为人的道德风险的话，那么，其后出台的制度仍然没有从制度设计上避免道德风险的出现，这无异就是用制度实施的效果来对赌制度所欲约束的行为人的道德风险。这种制度设计的“潜在赌注”，就是行为人不敢冒着违反道德的风险来违反制度。

在现代社会，道德评价与制度评价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制度评价，会导致行为人实际利益的增减；而道德评价，在道德约束松弛的情况下，却与实利无涉。于是，在有违道德却不一定违反制度时，或者说制度设计的预期是想用行为人的道德风险来堵住（赌注）制度“漏洞”时，这种有漏洞的制度设计，就是对那些藐视道德、宁冒道德风险也要取得实利的行为人的嘉奖。由是，如此制度设计，不啻存在着拉低整个社会道德底线的风险。

从上述报道看，“假婚姻”早非个别现象，以致出现了操办此类事情的中介组织。这种现象的流行乃至人们见怪不怪，操办此类事情的中介组织公然存在乃至大行其道，都说明相关制度设计漏洞所导致的道德风险早已不是风险，而是“冒险者”获益的一条便捷之道，是希冀以道德风险对赌制度漏洞的制度设计回报给“冒险者”的制度红利。

当然，此所谓“红利”还不是道德不管、制度不问，而是真金实银的利益。上述报道援引其所采访的办理此类事情的中介的话称，办假离婚等于为办理者增加10年的收入！如此巨额利益，已非所谓“对赌”所能涵盖，这简直就是引诱。

上述报道罗列了种种甘冒道德风险以规避制度规定取得实利的行为类型，但是，细究这些行为类型及其所规避的制度，则这些制度都可以在制度设计上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房屋限购为例，既不伤害所谓“刚需”，又可限制的炒房的办法，就是对一个家庭的第二套以外的房产增收累进税。这个办法，是许多国家已经施行并且被证明是可以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制度设计。这个现成的办法不被采纳，应该不是制度设计者的眼界问题。

显然，当下制度设计的预期不能以道德风险对赌制度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