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位其貌不扬的老先生在高铁二等座上笔耕不辍的照片刷屏网络,感动无数网友。照片中,白发苍苍、脚穿旧皮鞋,专注于修改文件的老人,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刘先林,他今年已经78岁。网友称他为“高铁二等座最高贵乘客”,直呼“又见扫地僧”。(6月14日澎湃新闻)

“二等座”“旧皮鞋”“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样一些标签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呈现出一种有违惯常认知的冲突感。这也正是这张照片瞬间走红的重要原因。与此前“扫地僧”院士李小文的遭遇一样,舆论对“二等座院士”刘先林,也表达了一致的点赞和抒情。在习惯讲究排场、身份的今天,一位老院士放弃本可享有的一等座待遇,主动“降座”到二等座,且过程中还不忘工作,确实堪称是一股清流,当然配得上舆论的称赞。

但若只看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单以不坐一等座来评判一位院士的“道德操行”,也终究是肤浅的。在我看来,除了卓越的研究贡献,刘先林院士身上最弥足珍贵的一点,还是其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

据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的回应,刘先林之所以放弃一等座,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不能乘坐一等座的同事交流?；谎灾?“降座”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此外,据说刘院士在火车上工作是常态,为了省下更多的钱搞科研,他还拒绝为自己配司机。从这些细节不难看出,无论是坐二等座,还是生活上简朴化,刘先林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自己的科研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这种种表现,都反映出其作为学人的专注和投入。而这一点品质,在今天这个时代恰恰是比较稀少的。因此,致敬刘先林这样的院士,不是说每个科学家都应该像他这般简朴,不爱名利,而是说,学人对于科研的投入与付出,至少要能够与其获得的名利相对等。而这一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职业精神,其对任何职业者的要求都一样。

一定程度上,“扫地僧”院士也好,“二等座院士”也罢,他们之所以走红,就是因为他们所展现出的风范和形象,契合了物欲时代人们心中对某种纯粹东西的渴望。比如,对工作的专注,对专业的敬畏。对科学家而言,职业特性要求他们必须能够坐得了冷板凳。虽说不一定要表现得如刘文林院士这般突出,但尽量远离舆论场的喧嚣,终究是必要的。

因而,刘文林院士现象所带来的真正思考应是,我们的科研体制,是否能够真正让那些甘于奉献,坐得了冷板凳的科学家不吃亏,能让他们心无旁骛地投入自己的专业?？蒲Ъ乙彩欠踩?不必遵循特定的生活模式,可以有像刘文林、李小文这样的“隐士”院士,也可以有站在聚光灯下的科普达人,但有一点应该坚守,那就是作为学人该有职业精神。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科学家,围观“二等座院士”,最大的公共价值,也在于从这样一种传统的学人精神和状态中,习得一种专注的职业精神。也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他,才不会让围观变成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