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上“误捐门”，一方面需强化捐赠过程中的提示和?；ひ逦?，最大限度堵塞漏洞，减少捐赠误操作的可能；另一方面则需完善规则，设计相应的“容错”制度。

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宿迁的刘先生到朋友家玩，朋友8岁的孩子闹着要玩游戏，刘先生便把手机给了孩子，结果孩子却点开了微信钱包里的公益选项，将刘先生卡上的1.7万元捐出，而捐款过程中，平台并没有要求输入支付密码或验证码。6月4日，扶贫基金会回应称，捐款已在6月2日退回并得到了刘先生确认。腾讯方面称将尽快优化相关设置。（见6月5日《北京青年报》）

从法律角度讲，捐赠合法有效的前提，是捐赠主体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此番事件中8岁孩童是未成年人，其行为不受捐赠契约?；ぃ嗷と擞腥ㄒ笸嘶鼐柙?。而从伦理角度看，公益捐赠是捐赠者自愿的行为，捐赠动机、金额等，应是捐赠者真实的意愿。

误捐在现实中的确存在发生的可能，包括捐赠者的误操作，如转账输错了金额、孩子玩游戏点错了应用程序等，甚至包括账户被盗“被捐款”以及喝酒后的冲动捐赠。这些反映在结果上，即是捐赠行为人对捐赠行为与意愿的不认可，进而引发“退捐”争议，甚至升级为“毁捐”。

真正的难题，是实务中很难判别捐赠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与意愿的真实性。从常识上讲，新闻中的刘先生作为自然人，向扶贫基金会捐赠1.7万元，为账户内所有余额，不符合捐赠的正常逻辑，可推定是孩子所为，但真正要拿出孩子操作捐赠的证据则很难。如果公益组织只从捐赠行为的合法性出发，令“误捐”受损人承担举证责任，不仅举证很可能无法实现，而且会损害到公益事业的社会公信。

公益捐赠并不是“一锤子买卖”，捐赠者的公益爱心与权利应得到充分尊重。堵上“误捐门”，一方面需强化捐赠过程中的提示和?；ひ逦?，最大限度堵塞漏洞，减少捐赠误操作的可能，如捐赠平台改进捐赠措施，设置支付提示信息、支付密码验证限制和单笔捐款额度限制等；另一方面则需完善规则，设计相应的“容错”制度。如允许有限度的捐赠“后悔权”，即网络捐赠超过了一定的额度、在规定的时间内，可向平台申请“退捐”。用规则约定来规避“误捐”争议，既有利于简化程序，更有利于营造公益捐赠理解、包容、尊重的社会氛围，切实呵护社会爱心善意。

“误捐门”倒逼公益运作精细化，公益组织与公益平台理应恪守公益的基本伦理，站在维护捐赠者权利的角度，细化、优化捐赠规则，实现捐赠者捐赠“零困扰”，这也是社会公益不断发育成熟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