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跨进大学之门不久，我就知道了所谓“文学”并不是自明的存在。和很多文学青年一样，当初之所以选择中文系，是因为心里曾经有一个搞创作的梦，但真正上起文学课来，却见绝大多数都是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但因原本陷到创作梦里就不很深，所以非但没有感到幻灭，反而顿觉眼界大开：原来“文学”世界可以如此广阔丰富，既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文学研究。后来读到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开篇那段话：“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更生出了心有戚戚焉之感。你看，章太炎不是毫不含糊地把研究“文”的学问称之为“文学”吗？

当然，章太炎所说的“文”，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以虚构性的叙事和抒情作品为主体的“文学”不同，他把所有著于竹帛的文字亦即所有的文字书写皆视为“文学”，据许寿裳说，当年师从章太炎学习的鲁迅就觉得“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章、鲁师徒之间这次关于“文学”的歧见，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文学史事件。鲁迅听章太炎讲学是在1908年，其时他已经从仙台医专返回东京，决意从事文艺，并正在翻译域外小说，其关心所在无疑主要是虚构性的叙事。而章太炎当然对已经渐成风潮的新文学，即以欧洲近代“文学”为模板的文学有所了解，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去努力张扬汉语脉络里包含范围更为宽泛的“大文学”；其发论看似复古，用意实在创新，和鲁迅一样，只不过取径不同而已。

“文学”内涵的伸缩变化，新旧嬗变，既是历史演进之结果，亦与有志于文学者在一定历史语境之中应着时代变化而提出的有关“文学”的构想或想象密切相关。那么，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我们应该怎样想象“文学”？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学从业者，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应该是具有大气象、大境界的文学。这里所谓的“大”，并不是指写作的题材、主题或意象、情调，这些其实都不妨小，而是文学写作者（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研究者）的关怀应该大。茅盾曾称鲁迅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文学写作者应该学习鲁迅，涵育陶冶自己的人文主义情怀，关切人生，热爱人民，并由人及物，山川草木皆关情。中国文学本来即有这样的传统，且不说古代，即使在新文学谱系上，浪漫主义抒情杰作——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就曾高声地赞颂“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的“自我”与“他者”的和谐，强调“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亦即人与万物的交融。这显然是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那种把“人”尤其是“个人”推到特权位置的思潮的反省和解构，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新传统”。

构想“大文学”势必涉及文学的边界问题。众所周知，由于现代知识和学术的分界，最终被普遍认可且已成为公众常识的，是以小说、戏剧和诗歌等文类为主要内容的“文学”，而不是章太炎所说的那样范围广泛的“文学”。内涵缩小，促使“文学”更偏重虚构性叙事或感性的言志抒情，要求文学写作者更具有想象力和对语言的特殊感受力。而与此同时，狭义化“文学”又使从业者特别是专业作家的生活与知识范围狭窄化。那么，文学写作者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从何而来？这几乎是狭义的“现代文学”成立之后遭遇的普遍难题。尽管作家或诗人写作时可以自说自话，但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总是有所期待，怎样才能不辜负读者的期待？不拘囿在狭义的“文学”硬壳之内，扩大知识领域和生活领域，有意识地改造作为写作主体的自己，是一条必由之路。中外现代文学史上一些知名作家从文学之外的领域进入文学的经历，是很好的先例。古人所说的“工夫在诗外”，在现代也仍然适用。

以上所说的“文学写作者”，虽然主要是指作家和诗人，同时也适用于文学批评家（包括研究者）。现代文学的体制性特征之一，是批评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常规性地参与文学作品的意义生产。如果批评家不满足于对作品发表肤浅的议论，不满足做依附于创作者的寄生物，而是想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表达有创造性的意见，努力汲取多学科知识，构建丰沛的主体同样是必要的。作为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的批评家，即使以汉语文学为对象，也应该充分考虑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性，考虑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联，努力在纵横交错的谱系上考察汉语文学。在此意义上，不妨说，现有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科设置和课程设置，因大都限定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还不能为此提供相应的条件。好在中外汇通和跨学科合作已经渐成共识，学科重组的实验也在很多大学里施行，未来让人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