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内外流传的海捞瓷来看，至少在唐代中国陶瓷就已经大规模出口世界各地，笔者见过的大量海捞瓷中，唐代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加褐彩，还有唐三彩等都有不少实物出现，这也可以说明唐三彩并非只是随葬品，同时也是日用和陈设品。宋代到近代的海捞瓷器就更为丰富了，宋代几乎所有的有一定规模的陶瓷窑口均有产品外销，包括通常所说的五大名窑。元代青花瓷和明清外销瓷器种类众多，数量巨大，这些实物几乎串连成一部中国陶瓷史，同时也是一部外销瓷历史。

笔者认为，对古陶瓷包括外销瓷的研究必须坚持民间考古这种形式，对出现在民间的海捞瓷以及传世的外销瓷进行梳理，才能够作出对历代出口瓷器类型的认知。在宋代以前，我国外销的陶瓷基本上与国内同时期的器物相同，少有迎合西方需求的创新产品。到了元代以后，外销瓷大量结合欧洲的审美趣味，产品融合中西方艺术元素的特色逐步呈现，外销瓷也便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特别是清代到近代，外销瓷器除了部分传统产品以外，大部分是适应西方人需求的创新之作。有的是定制商品，在器型和纹饰上必然要经客户认可以后才制作生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西方元素。广彩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型——清代康雍时期，广东彩瓷大量销往欧洲，这种彩瓷在景德镇烧制素瓷后在广州加彩，然后出口。广彩瓷器在传统的五彩和粉彩基础上，强化胭脂红、大红、黄绿彩和黑彩的使用，并普遍采用描金手法。边饰的图案丰富多彩，在传统纹饰基础上，呈现了强烈的欧化色彩。这些瓷器有贵族定制的绘制有徽章图样的“纹章瓷”，也有绘制花鸟、山水和人物的品类繁多的陈设器和日用品，纹饰繁复富丽，有的还绘有西洋人物和风景，艺术特色十分明显。

以笔者收藏的一件嘉庆广彩人物大盘为例，盘的主体表现了人物场景，通常为室内的环境，人物大多为清代服饰，在当时欧洲人习惯称“满大人”，而画面人物一般没有明确的意思，多是富有动态的人物造型，神态悠闲传神。这个大盘描绘了官宦人家生活的场景，除了表现人物活动外，既有古代家居的绣墩、瓶花、鸟笼、茶几，也有西洋狗，包括室外风景的商船、带有十字架的教堂，把中西文化的互为渗透充分体现在一盘之中。这种人物、花鸟和风景的结合是清代广彩的惯常表现手法。在设色上追求色彩的浓烈，在大红大紫的基调上，经过在发饰和服装上适当地描金，达到华丽的色彩效果。在清代一直到近代的外销瓷中，广彩是最具特色的类别。

清道光《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福建、江浙沿海一带对外贸易呈现自由开放态势，外销瓷出口量大增，种类不断丰富，对于近代的文化输出和对外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明清官窑生产基地的景德镇是外销瓷的主要输出地，出现了万历时期具有代表性、并一直延续下来的克拉克瓷。大量的西方订单促使景德镇在瓷器的设计上作出不断地创新。这些外销瓷除了保留原有的工艺特色以外，在绘画题材上不断得到丰富，画面总体上比较繁密，花边装饰吸收了很多西方图案，花卉博古、亭台楼阁，包括西方城堡和人物都经常出现，中西方不同的元素集中在瓷器中结合，不同的审美趣味得到很好的融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一直影响着其他国家的陶瓷制作，宋代高丽青瓷就是一个例子。宋代的高丽瓷在我国北方青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品种，无论在制作的精良上、风格的独特性上都达到同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峰。

17世纪，日本吸收了中国的瓷器制作技术，并且进行改良，创出了被称为“伊万里”的瓷器。这种瓷器采用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结合的中国传统彩绘形式，采用描金手法，大量运用红彩，画的题材既有中国花鸟、山水和古典人物，又吸收日本江户时代的绘画风格，一度代替了中国外销瓷的位置，受到欧洲人的欢迎。事实上，在17世纪末期，中国外销瓷为了抢夺国际市场，也结合了日本“伊万里”瓷的式样，只是在器型上和绘画题材上保留中国传统风格，从而出现了中国的“伊万里”瓷器，并长期活跃在亚洲和欧洲市场。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当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候，不同的文化也在不动声色中交汇，中国的外销瓷毫无疑问也走向这一趋向。从中西文化融汇这个角度上看，外销瓷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古陶瓷收藏种类。特别是在近代社会转型期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上，外销瓷同样是社会新形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