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传输的纽带。简言之，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古代风帆贸易的海上交通线路。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族群主要有：古代中国人、波斯-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人以及大航海时代以后的西方殖民贸易者。

以古代中国为视角，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成熟于隋唐五代，兴盛于宋元明时期，衰落于清代中晚期。海上丝绸之路既包括国家管控的官方贸易，也涵盖民间自发的贸易形态。官方贸易以郑和下西洋（1405—1433）为巅峰，民间贸易则以明代“隆庆开海”（1567年）为标志，曾一度达到极度繁盛的状态。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遗存是港口、沉船和贸易品。通过对此类遗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上古代族群、语言和宗教的交流，看到海上丝绸之路上丰富而精彩的历史细节。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典时代的风帆贸易

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交通文明的智慧结晶，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季风与洋流则是影响海上航行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古代中国人、印度人、波斯—阿拉伯人很早就发现了季风的规律。以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地区为例，每年的冬季盛行东北季风，风从中国东南沿海吹向东南亚；每年的夏季盛行西南季风，风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一带刮向中国东南沿海。正因南海海域的季风存在这样明确而守时的规律，古代中国航海家称之为“信风”。居住“季风吹拂下的土地”上的人们，利用季风规律，开展往返于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海洋贸易，冬去夏回，年复一年。风帆贸易的传统，使得“祈风”成为一种重要的海洋祭祀活动。泉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便是这种祭祀传统留下的珍贵遗产。

洋流也是影响海上航行的重要因素。例如太平洋西岸的黑潮，是十分强劲的洋流，对古代福建、台湾海域的航行有重要影响。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1565—1815），正是因为西班牙人发现了北太平洋洋流规律（即北赤道暖流—黑潮—北太平洋暖流—加利福尼亚寒流的洋流圈），才得以实现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之间的航行。

自然因素影响下的风帆贸易，决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特征。首先，由于季风的转向与反复，使得双向交流互动成为可能。其次，季风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使海洋贸易也具备了周期性的特征。如从中国东南沿海去东南亚，冬去夏归，一年一个周期；如从中国去往印度洋，则需在马六甲等候风向转换，再加一个年度周期完成在印度洋海域的航行，故郑和前往波斯湾等西洋地区，至少要以两年为一个贸易周期。最后，由于季风与洋流的影响，使海上丝绸之路具有港口转口贸易的明显特征，即中国航海文献所称“梯航万国”，像阶梯一样一站一站地实现货物的转运，同时也使海洋贸易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港口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

港口遗址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遗存，包括码头遗迹、导航设施（航标塔）、海洋贸易设施（市舶司）、宗教与祭祀遗迹、造船厂以及窑址丝绸作坊等生产设施等。中国境内的主要海港遗址有广州港、泉州港、福州港等。海外的港口主要有越南的占城、印度尼西亚的巨港（旧港）、马来西亚的满剌加（马六甲）等。西方殖民贸易时期形成的港口则主要有里斯本、开普敦、霍尔木兹等。

以港口为桥头堡，由不同族群主导的海上贸易活动形成了各自的贸易线路与网络。古代中国人的海上贸易线路，以郑和航海时代为例，其主要的海上航线为：南京—泉州—越南占城—印尼巨港—斯里兰卡“锡兰山”（加勒港）—印度古里（卡利卡特）—波斯湾忽鲁谟斯（霍尔木兹）。这条航线将环南海贸易圈、印度—斯里兰卡贸易圈和波斯—阿拉伯贸易圈连贯成一条国际性的海上贸易网络，进而延展至东非和地中海世界。进入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殖民贸易者建立了有别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贸易航线，如葡萄牙人的贸易线路为：里斯本—开普敦—霍尔木兹—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西班牙人的贸易线路为：菲律宾马尼拉港—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秘鲁。澳门—马尼拉则是对接葡萄牙人贸易网络与西班牙人贸易网络的航线。

沉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

沉船是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存。世界范围内，从事海洋贸易的古典时代帆船，最典型的船型有中国帆船、阿拉伯帆船和西班牙大帆船。这三种船型，各有其特点：中国帆船使用水密隔舱、用艌料捻缝、用铁钉钉合船板；阿拉伯帆船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以棕榈绳等缝合船板；西班牙大帆船则承袭了地中海帆船的血统，以高耸的船首和尾楼甲板而著称，其舷窗的设计大大方便了商船的货物装卸（也适合作为战船火炮的射孔）。

中国帆船一般分为福船、广船和浙船三大类型（另有内河航运的沙船，但不适合航海）。迄今为止，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沉船，以福船为最多，如泉州古船、“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等。所谓福船是福建、浙江一带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称。福船首部尖、尾部宽、两头上翘、首尾高昂，且船体大、吃水深、操纵性好，因而可作远洋运输船。据研究，郑和下西洋所造宝船，即以福船为基本船型。著名的新安沉船，发现于韩国海域，是从我国宁波港出发的一艘元代远洋海船，这种帆船的外形，可以从日本《唐船图》中看到。

从考古发现的贸易品看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同文明板块之间交流的海上通道。由于自然资源与人文传统的不同，基于各自的地理单元，旧大陆形成了不同体系的文明板块，各板块的资源、产品、科技、宗教与思想存在自身的独特性，使交易与交流成为可能。因为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的大量外销，古代海上交通航线素有“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等美誉；而从产品输入的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也有“白银之路”“香料之路”的别称。

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板块，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铜钱等；东南亚板块有名贵木材、香料等；印度—斯里兰卡板块有宝石、棉布等；波斯—阿拉伯板块有香料、宝石、玻璃器、伊斯兰陶器等；地中海板块有金银器、玻璃等；东非板块有象牙、犀牛角等（殖民贸易时代甚至“黑奴”也成为贸易品）。大航海时代以后，美洲的白银、欧洲的羊毛制品等也成为重要的贸易货物。

古代从海外输入中国的宝石，源出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却在中国明代墓葬中大量发现，尤以北京发掘的明定陵（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孝端、孝靖皇后合葬墓，下葬年代1620年）和湖北钟祥发掘的明梁庄王墓（梁庄王朱瞻垍与夫人魏氏的合葬墓，下葬年代1451年）为著。明墓发现的宝石，品种主要有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祖母绿等（世界五大品类的宝石唯有钻石尚未发现，但文献记载有海外采购之举）。郑和航海文献详细记述了郑和船队在海外采购宝石的史实，如巩珍《西洋番国志》载：“（忽鲁谟斯）其处诸番宝物皆有。如红鸦鹘（红宝石）、剌石（玫瑰色宝石）、祖把碧（绿宝石）、祖母绿（绿宝石）、猫睛石、金刚钻、大颗珍珠……”特别是书中记述的宝石名字，还是按波斯语中的称呼来记载的。与梁庄王墓宝石一同出土的还有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西洋金锭”，生动佐证了这些宝石应该是从印度、斯里兰卡等产地或满剌加、忽鲁谟斯等交易市场购入的。

受沉船保存环境的影响，水下考古发现的沉船，出水文物多以瓷器为大宗。早在唐五代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烧造外销瓷器的窑场——长沙窑。逮及宋元明清，中国瓷器的外销形成了以龙泉窑、景德镇窑和漳州窑三大窑系为代表的产品系列；福建地区的德化窑、磁灶窑以及广东地区的西村窑等窑址，也有不少瓷器外销。有意思的是，有些瓷器品种的创烧，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纯粹就是为了规模化外销，如以酱釉褐彩为特色的长沙窑瓷器、以白釉青花为特色的唐青花（河南巩县窑）和以程式化开光纹样为特征的所谓“克拉克瓷”（景德镇造，漳州窑仿烧）等。

上述窑口生产的瓷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沉船上都有集中的发现。如大量出水长沙窑瓷器的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共计出水长沙窑瓷器近6万件）、以江西景德镇窑和福建诸窑口瓷器为主的“南海一号”、以漳州窑瓷器为大宗的“南澳一号”、以磁州窑瓷器多见的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等，皆属此类。目前正在发掘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使人们有机会亲眼目睹宋元时期海船陶瓷贸易的盛况，实属难得。

（作者系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ぶ行乃驴脊叛芯克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