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领导班子好比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火车头”。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调研时指出，要注重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培训，使各级领导班子都立好规矩，形成既激发个人又依靠集体、既信任鼓励又批评监督、既包容失误又及时纠错、既团结协作又不违原则的良好政治生态。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也是对领导班子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要求，这些看似对立的矛盾关系，实则有其内在统一性。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含义，也是我们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法宝。一般来说，党内共识来源于民主，形成于集中。广泛的民主是正确集中的前提，高水平的集中能够更好地指导民主。

民主要充分，但绝不是“和稀泥”、当“老好人”。有的上级领导一味“讲和气”“搞平衡”，对下级只鼓励不批评、只包容不纠错，吸取意见一大堆，到头来工作却停滞不前；有的下级一味讲服从，搞明哲保身、“爱惜羽毛”那一套，不善或不敢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见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使党内民主流于形式，走了过场。历史和现实无不充分证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防止个人独断专权的重要法宝。

集中要果断，但绝不是搞“一言堂”，也不是简单的“多数暴力”。贵州省凯里市原市长洪金洲每次开会先定调，“我先说我的意见?！笔形鞒龅木龆?，凡是与他想法一致的就执行，凡不一致的就搞“拖字诀”。集中是科学的集中，不是集中少数领导人的意见，也不是简单集中多数人的意见，而是在充分酝酿讨论、反复分析比较中，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那种以集中为名、行霸道之实的行为，应坚决反对。

一个领导班子的生命力强不强，能否形成合力，能否在关键问题上作出正确决定，很大程度上就是看民主集中制贯彻得是否到位。1934年10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堪称民主集中制的典范。这次会上，“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于客观原因，不承认自己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严重错误。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也主动作出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毛泽东重点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提出在军事上扭转危局的方针，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民主集中制是领导班子的“黏合剂”，使领导班子能够团结、紧密、高效地运作。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既要靠教育，又要靠立规。既让党员充分认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及作用，又让党员掌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把民主集中制细化为“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操作性强的程序规程，保证不折不扣地执行，从而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协作的团队。只要每个党员干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具体要求和操作规程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到位，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得到更大发挥，我们党就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出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