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艺术家阿尔丰斯·穆夏（Alphonse Mucha），以优美而富有装饰性的绘画风格广为人知，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商业海报与宣传画，尤其是流畅植物纹样装扮下的女性形象最具标志性。另一方面，穆夏更是一位怀有深沉民族情感、积极融入社会的艺术家，来自时代氛围和民族心理的双向因子在他身上始终共同作用，令他创作出了反映斯拉夫民族自我认同的历史性题材绘画。

正在东京国立新美术馆举办的“穆夏画展”全方位呈现了画家的艺术面貌，包括他最典型的巴黎时期“穆夏风格”作品，20幅《斯拉夫史诗》油画巨作也首次呈现亚洲，展期将至6月5日。

“新艺术运动”的辉煌旗手

1860年的夏季，阿尔丰斯·穆夏（Alphonse Mucha）在摩拉维亚（Moravia）的南部小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生了。此时的摩拉维亚尚属奥匈帝国统治。一战前，奥匈帝国的政治版图极其辽阔，为了能够有效地管理他的臣民，约瑟夫皇帝为帝国建立了一支超民族军队，并规定德语为统一语言。工业革命的强大影响力促使帝国取得了经济、文化、科技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庞大版图的内部也暗潮涌动，隐藏着复杂而众多的民族、地区矛盾，各民族团体之间不仅因党派斗争，而且因地区差异难以相容。

直至一战爆发，历经斗争、纷纷成立的众多新兴民族国家，终于走上了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穆夏的家乡摩拉维亚也获得新生，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些社会变化，无不对穆夏的艺术之路产生影响。作为一位怀有深沉民族情感、积极融入社会的艺术家，来自时代氛围和民族心理的双向因子在他身上始终共同作用，并预示了一个悖论的出现：在商业绘画取得广泛影响之后，穆夏何以放弃商业上的成功毅然投身主题性历史画的创作？

1871年，穆夏获得了圣彼得罗马教堂的奖学金，便前往布尔诺市寄居学习，并加入了圣彼得和圣保罗大教堂的唱诗班。这座建于18世纪的大教堂保存了许多巴洛克风格的艺术品，精美的雕刻和着神圣的唱诵声，无疑给年幼的穆夏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启迪着他的心智。中学毕业后，穆夏回到家乡在法院里做文员，但对艺术的向往却从未停步，此时他仍然梦想着成为一位画家，一位杰出的历史画家。

梦想照进现实仿佛令人生充满激情，但人生却多有不如意。这句话用在年轻的穆夏身上似乎恰如其分，看看他的求学之路便能明了。自1877至1889年的十多年间，穆夏辗转于布拉格、维也纳、慕尼黑和巴黎这些享有“都市”形象的新兴城市，他的求学之路，更像是在实践中学习的艺术探索过程。

被布拉格美术学院拒绝后，他在维也纳一家剧院内谋得了一份绘制布景画的工作，白天画布景，晚上奔赴美术夜校上课。维也纳，这座激荡着各种思想的文化大熔炉，此刻不仅开阔了穆夏的眼界，还令他遇到了自己的艺术“偶像”——汉斯·马卡特（Hans Makart，1840-1884）。马卡特较传统学院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色彩的重视和追求，精致的服饰、充满肉欲的女子以及明快的色彩是其艺术的显著特点，这种表现手法显然对穆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大火令剧院破产，穆夏被开除了。他只得回到家乡，靠售卖肖像画为生。也许上天眷顾着这位时刻准备的青年，在米库洛夫小城，他遇到了慧眼识珠的库恩·贝拉西伯爵。伯爵对穆夏装饰设计的私人宫殿相当满意，便决定资助他到慕尼黑艺术学院深造。穆夏终于步入艺术正轨了，两年后他又转战巴黎，于1887年正式进入朱利安学院。19世纪的欧洲美术学院仍然是以历史画创作为教学重点，学院派的严格训练为穆夏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1889年底，贝拉西伯爵戛然中断了他的赞助，经济孤立的穆夏再次陷入困境。此刻，那成为历史画家的梦想显然也不合时宜了。幸亏还有一技在手，为书籍杂志画画插图、绘制些广告画还可勉强维持生计。

有一种时尚叫“穆夏风格”

虽然脱离了学院，但自来到巴黎起逐步建立的朋友圈，依然支撑着穆夏继续在这座城市生活。他先后与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相识。1890年，穆夏又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歌舞剧明星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并为她画了一张造型为埃及艳后的素描，恰恰是这位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创造了改变穆夏命运的机遇。

1894年的圣诞节前夕，伯恩哈特找到了穆夏，请他为“文艺复兴”剧院即将上演的歌舞剧《吉斯蒙达》（GISMONDA）设计海报。在长度足足两米的海报里，穆夏把这位传奇女明星塑造得如希腊女神般高贵优雅，背景的镶嵌画和人物服饰则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拜占庭风格。当海报张贴到巴黎的大街小巷，出人意料的轰动效果出现了。一夜之间，穆夏声名四起，巨大的影响也使莎拉巩固了自己巴黎头牌女星的地位。于是，她与穆夏签订了长达六年的合约，从此穆夏几乎包揽了伯恩哈特所有的演出海报、门票、戏剧服装、珠宝首饰，甚至是舞台布景设计。

19世纪末的巴黎不仅是整个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更以其综合影响力吸引着世界范围内机会主义者的目光。咖啡厅、大剧院以及沙龙文化弥漫着巴黎的空气，各大剧院为求生存必须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新出剧目的宣传无疑成为其商业竞争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经历法国大革命后近百年的发展，中产阶级地位已然大大提高。除了那些由富有的商人、银行家以及因工业革命而发迹的企业家们组成的社会精英团体外，19世纪的欧洲还存在着另一批财富拥有者，他们包括一些职业人士，如律师、医生、作家、政府工作人员，甚至还有那些受店主雇佣的低级中产者。消费群体的扩大以及现实需求的刺激，既给艺术家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又为他们的崭露头角提供了时代之机。在时代氛围的浸润下，那些创意新颖、精美夺目的商业性演出海报几乎成为巴黎街头的一种时尚，并且预示着一场审美趣味的转变。

当莎拉选中穆夏的那一刻，不仅意味着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代言，同时，一场波及全欧甚至可冠以“欧洲风格”之名的新艺术运动更已悄然来临。就创作手法而言，穆夏巴黎时期的作品往往展现出东西方多种艺术风格相融合的特点。那些繁花锦簇下，时而优雅可人、时而诱惑妩媚的美貌女性形象，结合轻柔明丽的色彩、动感的构图以及多样化的视觉元素，共同塑造了特点鲜明的“穆夏风格”。穆夏为伯恩哈特绘制了众多著名的舞台剧海报，如《情侣》、《美狄亚》、《哈姆雷特》、《托斯卡》和《年轻的鹰》等等。尤其是1896年的《茶花女》成为穆夏的经典作品，借助伯恩哈特巡美演出的机会，“穆夏风格”也被推向了美国。越来越多的商业订单接踵而至，穆夏的装饰艺术广泛涉及家具、产品包装、建筑设计、广告招贴、珠宝首饰诸领域。此外，穆夏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探索，编辑出版的《装饰文献》、《装饰人物集》两本著作，为设计创作提供了具体的实用指南，广泛影响到这一时期的插图、海报和书籍装帧设计，成为“新艺术运动”的一面旗帜。

落叶归根与历史画创作

1904年，穆夏开始了他的访美之行并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回应。他于1906年正式离开巴黎移居美国，先后在纽约美术学院、芝加哥美术学院等校任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尤其是奥匈帝国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愈演愈烈，斯拉夫人强烈反抗奥匈帝国的日耳曼化政策，为争取民族独立奋勇而战。虽然穆夏此时身在异国他乡，但他从未消减对深陷困境的民族的深沉同情，还参与了民族组织斯拉夫人协会。当他被波士顿爱乐乐团演奏的《伏尔塔瓦河》震撼之后，便下定落叶归根的决心，于1910年毅然返回自己的家乡。

1911年，穆夏把自己的工作室安置在布拉格近郊的兹比罗赫，便开始埋头绘制他晚年耗费近17载光阴的巨幅历史画《斯拉夫史诗》（The Slav Epic）。这一组画主题源自斯拉夫的民族历史，20幅尺寸巨大的油画作品（约610×810cm），描绘了斯拉夫民族从史前到19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景，反映了一名人道主义者对故乡深沉的爱。

实际上，自1904年穆夏到访美国开始，他便逐渐转向油画创作，虽然旅美之际仍然创作一些杂志封面和商业广告，但与巴黎时期（1894-1904年）典型的“穆夏风格”相比，画风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穆夏于1911年设计的《西雅辛斯》海报，就将女主角塑造成了充满力量的现代女性形象，海报色彩明亮而富于写实性。在《斯拉夫史诗》中，画面的主角不再是理想化的女性，而是现实生活中具有鲜活特征的斯拉夫人民，风格也脱离纯粹装饰性而呈现出象征主义的特质，画面充满了斯拉夫民族的激情。他还为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设计纸币、邮票、白狮子国徽等等，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未来的憧憬，不仅完成了历史画家的职志，更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位全能型艺术家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