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恒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实行垃圾分类？”在微博上、知乎上，这样的追问已经历经了长久的时光。但是，如此满怀期待的探讨，得到的回答常常是一句吐槽：“连不乱丢垃圾都没学会，谈垃圾分类是不是太跃进了？”反问中表达了对国内文明素质的不满，和对于良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就是在这样的不满和期待中，国家适时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简称《方案》），部署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旨在创造优良的人居环境。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国各地就已开始试点垃圾分类，但进展并不顺利，其原因也有多个方面。由垃圾分类凸显出的社会文明程度，既包含道德素质，也包含文明素养，更需要社会层面的体系支撑。目前来看，我国垃圾分类方法还没有严格的界定，常见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分类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边界模糊。比如，用过的纸巾，到底该扔进哪个垃圾桶？居民可能会凭生活经验判断，科学家可能会从技术角度理解，而回收企业则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居民认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技术手段不同，对于垃圾可否回收的界定都会不同。一个基于合理分类方法设置的垃圾桶，对于推进垃圾分类处理是起步之基。

从国际经验来看，对于垃圾分类方法的区分，各国并没有严格统一的划分。在日本，垃圾分类体系可以达到惊人的细致程度，宣传手册可以达到500多项条款，一个瓶子的瓶盖、标签甚至要取下来放进不同的垃圾箱。当然，由于地理、人口、社会文化等因素不同，日本成熟的经验未必适合中国。即使在日本，严苛的垃圾分类方法也被认为过多消耗了社会的人力成本。对于人口分布广泛、气候条件多样、生活习惯千差万别的中国来说，是不是需要推广全国统一、细致入微的垃圾分类方法，同样值得探索。为此，在此次的《方案》中，政策推广也尽可能地兼顾了因地制宜与循序渐进的原则。

在我国，垃圾分类基础设施是有过早期投入的，但目前从投放、收集到运输、处理，很多基于垃圾分类建设的基础设施并没有被充分使用。甚至有人戏谑说，拾荒者是我国垃圾分类的主要力量。一句戏言背后，其实也凸显了利益引导和奖惩制度建设在推进垃圾分类中的重要作用。让垃圾分类处理的每个环节都能受益从而自主参与其中，仅仅有设施还不够，制度设计其实非常重要。

在此次的《方案》中，在部分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被明确提出。这意味着，呼吁多年的强制实施垃圾分类终于到来。从多年来各地推行垃圾分类的经验看，一味强调依靠素质提升实现垃圾分类并不现实，缺少必要的法律制度规范和政策引导，垃圾分类往往会沦为面子工程。中国期待建立覆盖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流程的垃圾处理系统，更期待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社会、居民积极参与的垃圾分类制度。唯有如此，垃圾分类普遍推行才可能落地，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的改善才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