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南京４月１日电题：主审法官详解南京“宝马案”

新华社记者朱国亮、吴新生

备受社会关注的南京“６·２０”宝马车肇事案１日在南京市秦淮区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王季进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为何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精神鉴定对量刑有怎样的影响？被告人王季进是何身份？民事赔偿诉讼进展情况如何？记者独家采访了此案的主审法官肖海祥。

为什么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

主审法官：被告人王季进驾驶汽车，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两人死亡，又鉴定有精神疾病，这看上去很像交通肇事罪。但在仔细分析案情后，可明确：被告人的高速驾驶行为已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王季进肇事路段是他经常路过的路段，这条路全程限速６０公里／小时。他对这一路段及限速规定应该比较清楚。然而，肇事当天其车速之快超出常人想象。经鉴定，在距离肇事地点倒数第二个路口时，探头拍摄的视频显示，其车速已达１４４．５公里／小时。行驶约８００米后，到达肇事路口时，被告人王季进的车速又增至１９５．２公里／小时，超速２２５％。

不仅是超速，被告人王季进驾驶车辆也没有按行车方向行驶，而是借左转弯道直行；经过肇事路口时，无论是直行道，还是被告人所借助的左转弯车道，都是红灯，但他没有做任何减速，直接通过。这是城市繁华路口，东面是绕城公路，南面是宁杭高速公路入口，往东边去一点是一个住有上万人的大型社区，车流量、人流量巨大，其危险程度已经足以对不特定人群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应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事实上，最终结果也造成了２人死亡、多辆车受损的严重后果。

从主观上来看，交通肇事是一种过失行为，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却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被告人王季进从归案到公诉阶段，对为何开这么快的车，没有做任何供述，其动机至今不清楚，因此认定其行为存在直接故意缺少证据。但我们认为，被告人违反交规，高速驾驶，到路口也不减速让行，存在放任故意，即间接故意，从这个层面来讲也与交通肇事有别，应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定交通肇事罪，定性不仅不准确，量刑也会低得多，将是对其犯罪行为的一种放纵。

为何要做两次精神鉴定，鉴定结果对量刑有怎样的影响？

主审法官：案件发生后，被告人聘请了律师作为辩护人。辩护人在案发初期会见被告人时，感觉与被告人语言交流存在困难，无法正常交流，似乎存在精神问题，于是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请求对被告人王季进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公安机关也了解到，事发之前王季进曾用其手机拨打１１０报警，妄称有人要加害于他，说手机已被监听。第一次鉴定，当时公安机关委托的是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结果是被告人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认定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２０１６年４月，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一名被害人家属对第一次鉴定结果存在异议，要求再次鉴定。根据相关法律，受害人家属有这样的权利。因此收到申请后，法院通过庭前会议的方式，征求了控方、被告人以及另一名被害人家属的意见，决定启动二次鉴定程序。这次鉴定委托北京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二次鉴定结果出来，再次认定被告人王季进在行为前、行为时患有精神病，肇事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关于刑事责任能力，按刑法规定分为三类，一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二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三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通俗来讲，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即首先是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和控制能力，但与正常人相比有所削弱，削弱的程度视个案而不同。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量刑一般会从轻或减轻，但如果罪行非常严重，社会危害非常大，法律也可以考虑不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王季进系限制责任能力，但是结合其犯罪行为的危险程度造成的严重后果，之后又未能积极赔偿，故合议庭认为对其不适合减轻处罚，只能依法适当从轻，故作出如上判决。

被告人身份、车辆来源以及案件的民事赔偿诉讼进展如何？

主审法官：根据公安机关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及物证检验报告书，证实事发当天，从该宝马轿车驾驶位车内拉手、方向盘上等八个位置提取血迹检出的ＤＮＡ与王季进血样的ＤＮＡ相同。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季进出生于１９８０年，是江苏省靖江市人，小学文化，系南京季进装饰材料经营部业主，案发前与妻子共同从事水电装饰材料经营。

王季进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６日首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为Ａ２。肇事时持有的驾驶证有效期为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６日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６日。被告人王季进驾驶的宝马牌肇事车辆是其于２０１５年年初以４０万元的价格购得，主要供其个人实际使用。

主审法官介绍，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家属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因车辆有投保，且保额较高，案件的定性对民事赔偿可能会有影响。因此，这个案件的民事赔偿诉讼目前处于中止状态，以等待刑案处理结果。据了解，截至目前，被告人仅赔偿两名被害人家属各５万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