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内蒙古农民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这起案件最早由媒体报道引发社会热议，继而引起上级司法部门关注并最终再审改判。

近年来，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许多案件成为舆情热点后，不仅个案本身最终得到公正处理，有的还影响了立法、司法。例如，孙志刚案直接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聂树斌案确立了对历史遗留案件纠错的证据规则。

然而，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呈现出的并不全是良性互动，有时也有“舆论审判”带来的被动。彭宇案中，媒体一边倒谴责摔倒的老太太，而让“做好事反被讹”一度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签，多年后，媒体才披露，彭宇确实撞人，但因案件是调解结案，调解书依法不需要公开，所以真相不为人知；唐慧案中，连篇累牍的煽情性报道，让公众对涉案被告人深恶痛绝，好像“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好在最高法坚持法治标准，没有核准死刑判决。

这些案件，引人深思：如何把握舆论与司法的关系？怎样才能实现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应该说，媒体和司法机关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探寻事实真相，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但两者实现目标的路径大为不同，媒体是通过把案件放在聚光灯下，让公众评说，从而达到舆论监督的效果；而司法是依照法定的程序，根据事实、证据和证明规则得出结论。处理得好，舆论监督可以为司法机关“查漏补缺”，达到匡扶正义的目的；处理不好，舆论审判可能损害司法公信力，徒增矛盾纠纷解决的成本。

把案件放在聚光灯下，不是坏事。案件办得对，舆情热点就变成了一次全民普法教育；案件办错了，这就是一次改正错误、回归公正的良机。因此，舆论监督不仅是必要的，对舆论监督还应该有充分的雅量，给予尊重鼓励。司法机关依靠司法公开，充分释法说理，坚持实事求是，坚守法治定力，重视舆论而不为舆论干扰，才能真正维护和提高司法公信力。

同时，也应看到，舆论监督更加规范，公共讨论更加理性，少一些先入为主、多一些证据意识，少一些急不可耐、多一些程序观念，才能让司法机关少一些法律以外的压力，才能让公平正义来得更从容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