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石家庄、长沙、廊坊等多地出台规定，明确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可以容错免责的情形。作为一项鼓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政策，去年以来，多省份开始探索干部队伍中的“容错机制”。各地规定的“容错”情形大都强调了法律没有禁止、符合上级政策精神、经过集体民主决策程序等，或强调“容错”的前提是干部在干事创业、改革创新中“出于公心”“尽职尽责”，且结果“客观上难以预见”。且免责与否的认定机构多由问责部门来承担。（3月23日中国新闻网）

应该说，建立容错激励机制也是中央近来提倡的，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干事者鼓劲，为担当者撑腰”。笔者认为，容错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将一定程度上减少干部工作上的后顾之忧，并减少“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现象，进而推动各项事业发展。

正如有专家分析那样，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各级干部敢想敢干，敢闯敢试。但是，或者迫于舆论压力，或者为平息公众情绪，一旦有意外事件发生或者工作中出现了“差错”，就开始拿一些所谓的“责任人”尤其是基层干部“开刀”。这种不问是非对错，以结果倒推责任的苛刻式追责，无疑让一些干部左右为难，对工作畏首畏尾，消极懈怠，甚至故意不作为。

特别是，“出错”的概率与干工作多少成正比，干的工作越多，出错的可能性越大，什么工作都不干而当起甩手掌柜反倒不会出错。即不干工作至少可以保证不出错，顶多落个碌碌无为的名声，工资待遇又不会少，而积极从事了某项工作，万一出现“差错”被追责，就得不偿失。这样以来，就会在官员干部中形成“为了工作不值得”的潜规则，出现不干工作者先进，干工作者落后现象，进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混日子不作为者增多，积极创业干事者无几人。

其实，没有容错激励机制，群众也是潜在受害者。如常见的证明难，办事难，循环证明现象，就与有关部门怕担责有关。因“把关”不严导致办错事，就可能被问责，于是本来可以一次办成的事就会让公众再到其他部门出具证明，以分散责任，表明出错后与己无关。再如，很多中小学生已经享受不到春游、秋游的乐趣，甚至连体育课都也只能呆在教师学习理论知识。因为一旦郊游出现意外，无论组织者有无责任都要担责，一旦学生在体育课上发生意，相关老师和学校负责人就会倒霉。以小见大，在任务更艰巨，前景更复杂的改革创新事业中，不可预见或控制因素更多，要是没有容错机制，敢于迎难而上者恐怕少之又少。

当然，建立容错激励机制必须避免其成为部分人逃避追责的挡箭牌。这就要求一应明确可以容错的范畴，将违反法律、政策、程序的行为排除在外，将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利益输送、假公济私行为剔除出去。二应考虑责任人主观过错程度，将不可抗力、失误和错误区别对待。三应引入多元评价机制，公开调查结果，让公众参与责任认定，避免以暗箱操作袒护重大过错者。这样才能做到赏罚分明，让敢于作为者有前途，让积极改革创新者没有心理包袱，进而提升政府效率，促进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