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市中山中路，有一座凤凰寺，是全国重点文物?；さノ?。教内相传这座古寺创建于唐代，历经宋、元千年岁月，是中国东南地区伊斯兰教四大清真寺之一。寺内藏有古波斯文、古阿拉伯文古碑21方，百余年前即为学界所知，然而一个世纪以来，却无人能够完整释读，成为世纪之谜。

在杭州市政协不懈努力下，国际顶尖科研团队花费数年之力合力破解，凤凰寺之谜，终于有了答案。

杭州凤凰寺

杭州凤凰寺望月楼

凤凰寺碑林

凤凰寺碑林内景

第4号石碑

古寺之谜

凤凰寺又名“真教寺”，因寺院建筑结构似凤凰展翅，故有此名。

凤凰寺的始建年代说法不一，据清康熙九年重修真教寺碑记载：“寺创自唐、毁于季宋，元代辛巳年有大师阿老丁者，来自西域，息足于杭，瞻遗址而慨然捐金，为鼎新之举，表以崇闳，缭以修庑，焕然盛矣”。

也就是说，这座寺院唐代开始修建，宋末被毁，至元朝时，著名伊斯兰教人物阿老丁开始重修，明朝再次扩建重修，最终形成凤凰寺的建筑群规模。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对此记载：“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

该寺内礼拜殿为元至正元年（1341）遗物，是一座砖结构的无梁殿，其上覆以砖结构穹隆顶。在穹顶之上，建攒尖屋顶，中间攒尖顶作重檐八角形，两旁为单檐六角形，具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建筑与伊斯兰教建筑相互融合的特色。礼拜殿后壁设有读经台，中间一座上有木雕经函，上刻《古兰经》经文，相传是明景泰二年（1451）重修时设置的。

作为中国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凤凰寺享誉中国，在阿拉伯国家中也享有盛誉。如今，这里也是杭州伊斯兰教信教群众的礼拜中心。

在这座古寺当中，藏有21方古碑。其中，有20方元代阿拉伯文古墓碑和1方明代古波斯文寺碑，对研究杭州历史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文化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些古碑很早就引起回族经师和国内外学者的注意，然而一直未能完整地释读。

究其原因，释读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古碑铭文非常困难，不仅要求释读者精通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还要熟悉变体众多的特殊碑铭体，而且墓碑石花漫漶，辨识音点非常困难，常常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正因为如此，凤凰寺的这些古碑铭文一直未得确解，成为杭州人心头难解的疑惑。

“世界天城”

在杭州发展史上，宋元两代是其最为辉煌的时期。南宋以杭州为国都（行都，名临安），1275年前后人口超过百万，非常繁华。

元代时，杭州作为江浙行省首府，成为当时国际上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来自中西亚、欧洲、非洲等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士来到杭州，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也因此，杭州开始呈现出多元文化色彩，具有高度“国际化”特征，被当时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此时，京杭大运河已成为元代商品流通大动脉，涌入运河两端的商品数量极大，尤以杭州最巨。大运河南端的地理位置对杭州的影响由此凸显。

在杭州，伊斯兰文化也极其兴盛，自南宋以来，以“御道”旁的凤凰寺为中心，形成繁荣的穆斯林聚居区。杭州凤凰寺所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正是杭州曾经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历史见证。

至南宋末年，杭州的穆斯林社团已经拥有相当大的财力，开始在皇家园林“聚景园”中置地建墓。由宋入元的周密曾目睹当时杭州的穆斯林葬俗，他说：“回回去世后，出瘗之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元末的陶宗仪在一条笔记中记道：“聚景园，回回冢在焉?！本劬霸霸谒卧室丫晌贾莸哪滤沽帜骨撕罄嘌?。

聚景园位于清波门外，西子湖畔，“清波门外为南门，涌金门外为北门，流福坊水口为水门”，是宋孝宗建在西湖边的皇家花苑。宁宗以后，聚景园渐臻荒废。

此后，穆斯林社团就开始买赁这座荒园，建造公墓，元、明两代皆袭称“回回坟”，清代又称之为“番回冢墓”。因为回回诗人丁鹤年墓在此，也有本地人称为“丁氏陇”。1911年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府正式命名为“南园回教公墓”。

因此，对杭州凤凰寺所藏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铭文的释读，不仅可以进一步研究伊斯兰教对杭州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可以重绘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融合的情况。

经过数百年历史变迁，当年幸存的阿拉伯文墓碑就只剩这21方。凤凰寺所藏的墓碑，石质、刻纹极为讲究，大部分墓碑尺寸相对较大。从墓碑铭文的内容而言，相比泉州所藏大部分墓碑铭文的内容仅为墓主姓名、生卒年，再加一句《古兰经》的经文或穆罕默德的圣训，较为简略的情况，凤凰寺藏墓碑铭文相对较长，有对墓主的生平描述，也有大段的波斯语诗歌，所含信息量更为丰富。

其实，杭州凤凰寺很早就引起学界的注意，寺中所藏一块立于明代的波斯文碑1911年就曾刊登于英国报纸，其时聚景园穆斯林公墓尚保存完好。

1936年，白寿彝先生在《禹贡》第11期发表文章，披露了民国以来聚景园一带出土古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的情况，并公布了两通拓片。

1953年聚景园穆斯林公墓整体迁移，这21块墓碑在此后不久被收藏在凤凰寺中。1974年，凤凰寺管委会在寺内庭院左侧修建小屋，贮存这些墓碑和原先就在寺内的寺碑。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郭全美和郭群美在碑铭研究专家陈达生研究员的帮助下，给这批墓碑进行了编号，并对部分碑文进行了释读。

在国际伊朗学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伊朗学系是传统重镇之一，该校的亚历山大·莫尔顿先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阿拉伯文碑铭释读专家，其弟子乔治·兰天浪博士近年来一直在中国寻访与波斯相关的史迹材料。

2007年，兰天浪来到杭州，摄取了这些墓碑的照片，回国后，交由莫尔顿先生开始释读研究。2010年，师徒二人将初步研究成果发表在《清华元史》上。同年，“世界的天城———元代杭州研究论坛”在杭州举行，两位学者分别提交了《波斯语诗歌中的元代杭州》和《聚景园穆斯林茔地的墓碑》两篇论文，对杭州凤凰寺所藏阿拉伯和波斯语古碑铭作了初步概述和研究。这个由杭州市政协主办、中国元史研究会与杭州文史研究会共同承办的会议立刻引起了世界史学界的关注。

这些学术价值极高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名宋史学者包伟民教授的注意，他建议杭州文史研究会组织力量开展这项研究。

2010年，杭州市政协开始启动这批古碑铭文的释读工作。2011年初，时任杭州市政协主席孙忠焕认识到这些碑铭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牵头组织，并要求市政协所属杭州文史研究会及有关专委会联系专家共同对凤凰寺所藏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古碑铭进行转译和释读研究。2012年后，新任杭州市政协主席叶明继续对此项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加以推进。这项由杭州文史研究会牵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研究团队，开始深入进行正式筹划和研究论证的工作。

一波三折

根据分工，杭州文史研究会负责组织碑铭的释读研究。经过多次接洽，其与莫尔顿和兰天浪先生达成合作意向，委托他们进行释读。2011年4月，兰天浪博士再次来杭州，与杭州文史研究会正式签订了合作研究和出版意向书。与此同时，莫尔顿先生加紧工作，基本完成了碑文的释读和注释。

不幸的是，此后不久，莫尔顿先生被查出患有皮肤癌，确诊时癌细胞已扩散，研究工作被迫中断。2011年12月，莫尔顿先生病逝。

虽然此时莫尔顿先生的研究工作已处于扫尾阶段，但还有不少地方，尤其是注释，尚未最终完成，需要根据他的线索继续完成，碑文释读也需要进行独立的审核和校对，最终还要将所有英文翻译成中文。其实，这样的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并不比另起炉灶来得轻松。

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刻，元史研究前辈、中外关系史大家、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时鉴先生给予了有力指导，他建议杭州文史研究会与北京大学的学者合作。为此，杭州文史研究会联系到老朋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帆和副教授党宝海，请他们邀请相关学者共同参与这项工作。

对杭州文史研究会来说，这是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首次尝试，在与诸多学者的沟通交流和学术成果的出版过程中，都会遇到诸多困难和疑惑。

为了顺利推进这项工作，杭州文史研究会与黄时鉴先生建立了经常性联系，并请他担任这项研究工作的顾问。杭州文史研究会秘书长王利民和副秘书长楼毅生、倪素浓、吴志坚等曾十多次登门向黄时鉴先生求教，共同商量研究思路，确定研究方案。每当研究工作遇到困惑时，黄时鉴教授都会不辞辛劳，花很长时间与研究会同志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并提出非常专业的思路和建议，使这项研究的组织工作每一步都能够顺利前行。

让人感动的是，黄时鉴先生在罹患肺癌期间，依然非常关心这个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并给予研究会最直接的指点。2013年4月黄时鉴先生去世，使研究会失去了一位高参。

为借鉴学习伊斯兰古碑铭研究经验，2012年3月，杭州文史研究会又由常务副会长宋传水带队，专程赴福州拜访了泉州阿拉伯文碑铭专家、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陈达生研究员，并实地考察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学习伊斯兰古碑研究释读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当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副教授党宝海和伊朗德黑兰大学碑铭学专家乌苏吉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波斯语系王一丹教授一行四人，专程来到杭州凤凰寺对古碑进行释读研究。

回京后，中央编译局翻译周思成加入这项工作。根据团队分工，王一丹、乌苏吉负责碑文原文与莫尔顿释读的对校，周思成负责整体翻译和校注，党宝海担任汉译文校，吴志坚整理校对，张帆综合研究成果。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2012年8月基本完成。

为论证这项研究工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杭州文史研究会召开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波斯古碑文释读考订评审会，邀请这个领域权威专家对初步成果进行评审。

评审会后，北京大学研究团队根据学者们的意见，又对碑铭译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校订，使这部书稿尽可能体现完整性和准确性。

2015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在看到这套书籍出版后说：“杭州市政协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国内外学者开展这项研究，是站在一线推动杭州文化发展的有力之举，作为杭州文史研究会宗教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一部成果，其首次整体释读、全面展示了这21方碑铭，体现了这一领域最高研究水平?！?/p>

在首发座谈会上，杭州市政协主席叶明表示：“此书见证了元代杭州的包容开放和中华文化的多元，对扩大杭州的文化影响力、推进城市国际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刘迎胜更是对此高度赞扬，认为这项成果还原了杭州城市发展史上——世界上最美丽华贵“天城”时期的历史，实证了杭州当时的国际化发展水平。

历史见证

杭州凤凰寺所藏阿拉伯文墓碑有的保存完好，有的已有残损。按照其铭文体例，墓主生卒年等信息在最后一行，刻在墓碑的最下端，比较容易残损。

凡纪年信息尚存的，都显示为元代，其余墓碑形制大致相同，年代相去不远。墓碑铭文显示，在这些墓主人中，有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人和突厥人；其所从事的职业，有商人、行省高官、军事官员，以及纯粹的宗教人士；从宗教派别看，有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他们多从陆路而来，有一位墓主甚至就来自汗八里，即大都（今北京），也有个别通过海路而来。

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普遍较高。如伊斯兰先贤卜合提亚尔，全名“不花剌人异密·卜合提亚尔·宾·补白克·宾·乌马儿”，无论地望、父祖姓名，都显示他应当出自元代赫赫有名的赛典赤家族。该家族世镇云南，有一支后裔在江浙行省担任行省高官。其他墓主虽然族源各不相同，但社会地位都较高。

种种证据表明，元代杭州穆斯林人口繁庶，大商富贾众多，聚居区位于市中心繁华地带，面积广大，拥有数座清真寺。这种繁荣显然深深植根于当地社会经济中，而不仅仅能用单纯的政治原因所能解释。

在宋元时代，中国海商与阿拉伯、波斯海商在印度西南部进行大规模中转贸易，并与地中海、波罗的海贸易圈遥相呼应。杭州，作为江浙行省省会和京杭大运河南端城市，是这些港口进入腹地的重要节点。

通过大运河，杭州与大都直线贯通，而大都作为元代的首都，甚至是当时欧洲商人的目的地。在元代和平时期，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前所未有地畅通无阻。墓碑铭文反映，数位墓主经商泛海远至巴格达，并前往麦加朝拜。细香料、药材和宝石是其贩卖的重要商品。也有墓主自陆路而来，并不排除经商的可能。墓主们雄厚的财力显然与他们从事海外贸易有关。

与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相比，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特征。彼时聚居于“蕃坊”的穆斯林多为阿拉伯或波斯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来。而元代杭州穆斯林无论其族源的多元性、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度、聚居区繁华程度，都是唐宋蕃坊不能相比的。

这批墓碑还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其形制为穆斯林式，使用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许多刻纹却是明显的汉式。

这个特征是富有意味的。其告诉我们，“全球化”并不始于今天，早在700年前，其所达到的程度已经超出我们想象。那是一种既保持某种共同的认同，又宽容而多元的“全球化”。这在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足以令人震撼。文/记者 付裕

（本文得到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及杭州文史研究会大力支持，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