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10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网/中国政府网 孙韬 摄

凤凰卫视记者提问“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去杠杆” 新华网/中国政府网 王健 摄

凤凰卫视记者：有一个关于去杠杆的问题。去杠杆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过去两年，这项改革推进得不是很快。请问对央行来说，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去杠杆，您认为哪个更加紧迫？另外，还有哪些促进去杠杆的政策？谢谢。

易纲：大家都关心杠杆率，我国的杠杆率总体不是特别高。从结构看，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不是特别高，但是企业部门，就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全球比较看，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说的降杠杆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杠杆率的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在积累一定的风险。这些杠杆率、负债率的增加，积累的问题目前已经看到了。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就是总的杠杆率还是要把它稳住，或者让它每年增长少一些、慢一些，要稳住。二是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还可以有一些优化。我们国家杠杆率和国际上比有点高，这和我国金融结构有关。因为我们国家储蓄率高，形成以银行为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大家从银行借钱占的比例比较高。这样就造成了中国杠杆率偏高。因此，杠杆率偏高和储蓄率高是连在一起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但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在这个格局下怎么走出来？无疑有一条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我们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要有更多的资本金进去，这是一条。如果资本金多了，杠杆率就下来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就加强了。资本金怎么进去？我们考虑在各个行业要严格资本约束。我们要宣传一个理念：一个企业、一个投资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这个投资和这个企业，首先要有自己的资本金来承担风险，然后你去借钱，不管是借贷款还是发债融资，使你的资本金和借来的钱有一个最优的配置和比例，这样就能够激发全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同时，也能够激发投资主体承担风险，小心、认真地进行每一个项目的评估，在做决策之前，把风险控制好。这样一个思路，可以把整个杠杆率稳住，然后慢慢地实现有所下降。

周小川：我补充一点。全社会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过高，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它的微观基础就是，有很多非金融企业自身的杠杆率过高，所以加总起来太高。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关系。首先，每个企业，特别是那些杠杆率已经过高的企业，要有所控制。一方面，他们自身要进行内部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系统要考虑不能过多支持这类企业，包括易副行长刚才说的，要鼓励直接融资，也有一些企业需要进行市场化的债转股。其次，跟产能过剩有关系。有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过去占用过多的信贷资源，因此，去产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金融业要大力支持去产能。库存过多，本身就是占用流动资金，这是导致杠杆高的一个原因。去库存在微观上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业要更好地配合“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同时，金融机构在内部评级和对客户的各项指标监测方面，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改进，这样就能发现哪些企业过去贷得太多，不应该贷那么多，融资结构需要改变。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步落实这项政策。这个过程，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中期的，在短期内不会看得非常明显，因为存量非常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