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７日电　题：为国家战略科学决策提供强大智力支持－－专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新华社记者李斌、张旭东、王敏、赵文君

作为一项国家重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一个顶级“智囊团”－－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由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担任，涵盖了国内目前顶尖级的交通、产业、生态、规划等１６位专家。

２０１４年６月，中央批准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开展咨询规模层次之高、涉及面之广，在国内尚属首次。３年来，委员会如何开展工作？在这项战略推进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新华社记者日前专访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类似咨询在国内尚属首次

问：专家咨询委员会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方面如何开展工作？在制定规划纲要和几个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提了哪些建议？未来还发挥什么作用？

答：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政治、经济、环境和民生方方面面，前所未有，难度很大，特别是正值经济发展新常态面临供给侧改革的艰巨任务，有很多体制机制问题需要突破。由中央批准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委员会开展咨询工作，专业范围之广层次之高，类似性质规模的咨询在国内尚属首次，充分体现了中央的科学民主决策作风。

中央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委员会的职责是：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设计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专题或综合研究报告；承担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交办的任务，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

专家咨询委员会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文件、交流研讨、实地调研、专题讨论和提出意见或建议的方式开展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内部营造民主开放的氛围，敢于直言，集思广益，认真听取有关部门介绍情况和其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３年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领导和部署下，委员会如今已召开全体会议７５次、专题会议１９次、与省市座谈会议４２次、参加国务院会议２６次、实地调研座谈活动２６次；向中央等有关部门反馈诸多咨询报告；向各部委、三省市及相关咨询单位反馈咨询报告２８件，完成了领导小组和中央领导交办的任务和中央、三地、有关部委各项咨询研究工作。

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制定规划纲要和几个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提了一些重要建议。例如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定位方面，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曾经提过将京津冀整体定位为现代化的首都经济圈，专家咨询委员会研究了国外的经验特别是对疏解非首都功能意义的理解，认为定位在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更好，更能体现三地协同发展的理念，有利于疏解非首都功能。相应地在京津冀区域规划中专家委提出了京津双城联动的思路，为规划形成“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以战略性功能区平台为载体，以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为纽带的网络型空间格局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关于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专家委建议将通州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而不是北京行政副中心，这样更能发挥通州作为北京未来发展的重点，更好实现产城互动，而不简单是市行政中心的搬迁。

在交通一体化方面，专家委提出了“轨道上的京津冀”思路，以轨道交通为主，打造京津冀主要城市间一小时交通圈，协同优化铁路、公路、航空和海运等资源及布局。专家委还提出了一些新建铁路公路交通不都以北京为集散枢纽的意见，以减轻很多过境路线对北京城市交通的压力。

此外在京津冀三地的定位方面，也吸收了专家委的建议。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到攻坚阶段，规划纲要和各类专项规划需要落实，疏解非首都功能需要细化，协同发展仍有一些体制机制问题有待破解。专家委将需要进一步加深理解中央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精神，深入调研，主动做好咨询服务。

努力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问：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何现实意义？

答：继改革开放之初以深圳特区为代表的珠三角开放和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浦东新区为代表的长三角发展之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进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时期与“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并重的区域发展三大战略之一。

长三角和珠三角主要是以对外开放来启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多瞄准区域内资源的协同优化，向改革创新要效益，京津冀协同发展肩负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承担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使命。这是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的重大举措，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增长新动力和新的增长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国家重大战略对接，将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我国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与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呼应，将构成我国经济实现“双中高增长”的战略支撑。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等重要的区域经济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这也是新时期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是中国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调整的重大部署，是城乡协同发展模式的探索，是经济发展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

问：３年来的发展，是否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作用？

答：通过３年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协同发展思路明确，协同发展深入人心，推进的自觉性与力度不断提升，一些方面初见成效，三地产业的互补性有所加强。从２０１６年京津冀三地的ＧＤＰ增长数据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三地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发展质量也显著提升，三地产业的协同效应已开始呈现。例如２０１６年北京ＧＤＰ增速为全国平均水平，天津为９％，河北ＧＤＰ达到６．８％，３年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河北装备制造业超过钢铁产业成为第一支柱，河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超过传统产业。目前仅仅是开端，可以预期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到２０２０年初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到时三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作用会体现更明显。

良好起步尚需深挖协同潜力

问：历史地看，京津冀协同发展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

答：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全国２．３％地域面积、８％人口和占全国ＧＤＰ１／１０以上，影响面大，而且由于原来欠账较多，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差大，协同发展难度很大。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将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产业对接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到２０２０年、２０３０年发展前景更远大。

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其他区域发展相比，京津冀产业虽然有差异化但缺互补性，产业协作舍近求远，产业间关联度不够。但京津冀有长三角和珠三角没有的优势，北京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创新中心与国际交往中心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潜力很大，只是有待发挥，河北的土地供应充分，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更重要的是京津冀作为后发的区域经济载体，可以更好基于五大发展理念优化产业布局。由于京津冀的人口与国土面积的规模都远超长三角和珠三角，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如果使京津冀人均ＧＤＰ水平达到长三角和珠三角水平的话，京津冀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对全国的辐射带动作用就更大。

继续深化改革消除市场显性和隐性壁垒

问：京津冀协同发展还存在哪些焦点问题和挑战？有哪些对策？

答：京津冀以首都为核心，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但目前京津冀的发展面临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亟待解决，突出问题是京津冀地区内大城市病与周边的贫困带并存，空间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落差大，产业互补协同缺失，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环境资源超载严重，大气污染不堪重负，生态联防联治滞后，公共服务水平失衡，北京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拥堵为全国之首。

对策首先是要深化改革，从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开始，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手棋，通过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来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突出内涵集约发展，使北京的经济层次提升，不仅是为了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也是更好的发挥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引导创新资源和产业的优化配置，实现与津冀产业互补错位发展。同时通过交通一体化和环境协同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的一卡通等，缩窄北京与河北的落差。在改革中要着力解决京津冀统一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消除市场显性和隐性壁垒，推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应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挑战，还需要紧密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压减过剩产能，在这方面河北的任务最重，河北产业结构过分依赖重化工，钢铁产能过剩，产业转型任务艰巨。从“十二五”到２０１６年河北压减炼铁和炼钢产能合计超亿吨。去产能、调结构、补短板这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去产能的同时，还需着力将天津建成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将河北建成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和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

此外，还要抓住“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发展和市场开拓，同时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会，按照三地的定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