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的早期版本情况，我们今天可以通过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大致有所了解。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在战国初期成书之后，经历了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坑儒”，随着西汉王朝的勃兴，《论语》的传承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时期，《论语》以口头传授的方式分为两支，根据师承流传的源流，名为《齐论语》和《鲁论语》，也就是来自齐地儒师解说的齐版《论语》和鲁地儒师解说的鲁版《论语》。此外，还有所谓的《古论语》，这个本子长期隐匿于孔子故宅的夹壁中，汉武帝时期才得以问世，并逐步为世人所知。其中，鲁人传授的《鲁论语》有20篇，齐人传授的《齐论语》有22篇，从孔子故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则为21篇。

西汉末年，张禹被举荐担任太子（后来的汉成帝）的老师，讲授《论语》。由于当时的版本篇章与解说各异，张禹以自己本来师承研读的《鲁论语》为基础，兼采《齐论语》，择善而从，形成了统一的版本《张侯论》。这个本子为世人所重。东汉著名的学者郑玄就是以《张侯论》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为之作注。到魏何晏撰成《论语集解》，《论语》的版本基本定型，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样子。

到了唐代，《论语》和《周易》《尚书》等诸多经典一道，在开成二年（公元837年）被刊刻在巨大的青石之上，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它们立于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版本。

宋代以后，有关《论语》的注释本中，朱熹的《四书集注》是不能不提到的。虽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朱熹的《四书集注》与后出的研究型著作相比，有不够严谨之处，但它在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深远影响和科举历史上的主流地位，却是无法忽视的。

清代刘宝楠所撰的《论语正义》，注释详备，并充分吸收了清代考据学的成果，是现代以前学术界公认最好的《论语》注本。今人研究《论语》，它仍然是必备的参考书之一。刘宝楠家学渊源深厚，曾主讲广陵书院。有趣的是，刘宝楠最初的治学兴趣是在《诗经》和《周礼》之上。后来他和其他几位当时的知名学者相约，每人各自专治一经，结果他打开自己抽选的题目一看，却是《论语》。

《论语集释》是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中的一种，撰者程树德。本书博采古今，引用书目达680种，全书140万言，为《论语》研究者提供了自汉到清的详尽资料。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于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困病之中撰成，难能可贵，称得上是一部“忧患之书”。

《论语译注》，杨伯峻著，全篇今注今译，注释简明，详略得当，译文平实，是一个颇便阅读的《论语》普及读本。（徐雪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