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的加大等问题使得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的阵痛之中。2016年，民粹主义思潮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现实行为在中国暗流涌动。由于中国的选举制度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民粹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并不是西方那样全国性大爆发，而是在各类舆情事件的演变和网络舆论中，在全国各地、线上线下不断引发一次次“小地震”，呈现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在这当中，互联网是民粹主义重要的助推力。由于互联网隐匿性的特征导致了大量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表达，也引发了“乌合之众”的诞生。民粹主义借助各种网络舆情事件在网络上发声，并且在一些事件中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实际上，民粹主义本身暗含着一种拉锯和矛盾。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时期公众在面临各种公共问题时所提出的合理诉求。对于这一问题，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寻求方案积极地予以解决，从而避免公众的合理诉求被动转化为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公众在寻求政府部门帮助的过程中，往往带有不满的情绪。伴随着这种不满，只要稍微多走一步，就可能直接演变成民粹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谬误”。而在公众的公共参与和维权过程中，合理诉求与民粹主义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微妙关系，两者之间很难划清界限。这也导致了目前在中国，对于民粹主义的治理存在一定的困难。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体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和持续演变的不确定性

2016年上半年，以90后为主体的“帝吧出征”事件引起巨大反响。这场“出征”虽然本质上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但也暗藏民粹主义的风险。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根据复旦大学社会治理中心和上?？糯笱畔踩肷缁峁芾泶葱率笛槭伊戏⒉嫉摹吨泄笱奶鞑椋?016）》，在大学生中，极端民族主义虽然仅占到全体样本的4%，但是这一群体表现出对于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强烈认同，组织开展网络暴力行动（例如“人肉搜索”）的可能性也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目前，在以90后青年人为主体的大学生中，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产生了一小批极端民族主义，正如“帝吧出征”那样，这一小群人可以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也存在后续演变的不确定性。

80后、90后成长于共和国的繁荣年代，往往具有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国自信。一方面，该群体保持与主流话语的高度一致，动辄诉诸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在对外关系方面，持有一种狭隘的爱国观和极端的大国心态，即一味要求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要保持强硬态度，不退让、不妥协，凡是有损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凡是与中国有不同意见的，都应该予以反对；然而，另一方面，由这一群体组织以及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包括线上和线下）极容易转化成为以“爱国”为名、以“民粹”为实的极端暴力行为，这需要高度警惕。

民粹主义与“仇富”“仇官”“仇精英”思潮的合流，可能加剧转型期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

在2016年发生的魏则西事件、雷洋事件和赵薇事件等各类舆情事件中，“仇富”“仇官”“仇精英”等议题不断涌现，在网民的激辩中，都或多或少存在民粹主义的身影。在魏则西事件中，网民一边倒地、爆发式地批判民营医院的体制创新和互联网巨头百度公司，一些言论甚至缺乏理性，这当中的一大原因就是“仇富”的心态作祟。而赵薇因为新片涉及到台独艺人引发了排山倒海的网络民粹主义情绪表达，精英圈子又反过来抨击民粹，从而形成了精英与民粹双方都基于非理性的论战，呈现出舆论分化的现象。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压反腐，这表明了国家建设廉洁政府的决心，赢得了公众的广泛好评。然而，在这呼声的背后，似乎也存在民粹主义一直以来的“仇官”情绪得到现实佐证而产生的快感。这一系列的舆情背后，实际上是民粹主义与“仇富”“仇官”“仇名人”思潮合流，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的矛盾分化，加深了社会阶层对立，扩大了社会中下层群体对于贫富分化的不满，甚至可能进一步引发线下的群体性事件。

民粹主义围击基层，不仅仅流于口头，甚至开始深深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现在在民间有一种说法，“老百姓只要闹事，一切要求都能解决”。对于民粹主义的治理，地方基层政府拿不出有效的方法，只能一味退让，但这实则是进一步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滋生，导致了基层政府在各类民众的上访中被不断围击。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近年来持续发生的反PX、反垃圾焚烧厂等一系列围绕环保议题所展开的抗议事件遍布全国各地。在2016年发生的连云港反建核废料堆工程事件中，民众的抗议最终使得政府不得不出面表示将退出核废料堆的工厂选址。

而在中国农村，近年发生了多起“民杀村官”事件；2016年11月，河北村民贾敬龙因用射钉枪杀死村主任，被执行死刑。这些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争论。其中一个现象是，这些发生在农村的极端行为，已经涉及到刑事案件，却仍然存在小部分人在网络上为犯罪村民“叫好”。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农村的官民矛盾，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民粹主义已经开始影响到了社会稳定、社会对于党政干部的信任，这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钟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