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的艺术家和那些被称为“外来务工人员”的群体并无本质区别，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这座城市，他们创造的艺术也未能被社会的主流环境所接纳。关于北京的城市规划，有一种说法被称为 “北京迁出北京”，即城市的核心区位定位为行使首都职能的“中央区”，而北京作为城市概念迁至外围，北京市级政府机关已经开始迁往东部的通州（注2），原来的城市核心区域连同这座城市的文明传承也就将被隔绝在了新的“大内禁地”之中。与上海围绕“后世博战略”打造浦江西岸的文化带和艺术馆群不同，北京的核心区域内已经没有空间孕育和生长出艺术的因子，主城区内老牌的今日美术馆以及其他一些的民营美术馆在主流艺术系统内已然长期失语。

外来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们其实一直希望可以主动的融入城市。1998年冷林策划的群展“是我”，展览选择的场地是紫禁城旁的原太庙大殿。巫鸿在其后来的研究文献中提及，场地的选择考虑了公共性价值和历史含义，文中引述冷林的话说：“要吸引人，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加强东方主义概念”，巫鸿还评论道“很难想像，有哪个地方比‘全球化了’的太庙更适合陈列他们（指“是我”展的艺术家）的作品”（注3）。北京独特的文化底蕴与今天的艺术在试图发生关联的时候，却因为政治上的或者经济上的原因而发生了清晰的断裂，也可以套本文标题说是一道决绝地折痕。当各地艺术家云集这座中国的文化中心的时候，他们其实无法把他们地创造性的工作与这座城市扯上任何关系，有的更多的是艺术系统内部的话语生产。

望京在最近的十几年逐步完善了各种城市的基础配套设施，以及一个相对完善合理的规划，而在这之前，这里完全是北京城的边缘，但自那时起艺术就已经在这周边落地生根，并形成北京艺术的核心区域798艺术区，呼应不远的中国最高艺术学府——中央美术学院，在其的周边形成了一系列卫星艺术区的生态，包括草场地、酒厂、费家村、黑桥村等。虽然今天的艺术家们的工作室越搬越远，但仍然习惯以距离798的车程来衡量区位的优劣。

临近的黑桥村是一座并不那么典型的北京城中村，它的环境比大多数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的村落要脏乱很多，这里居住了大量外来的小商贩，重体力劳动者和拾荒者。而这座村子里的另一群人就是租用这里空间作为创作和生活之用的艺术家们。这些看起来有些奇怪的人们的到来带给了村民们直接的利益，赚取租金以及衣食住行的消费。但艺术家们与村民及地方政府的矛盾却也从未间断，其中比较激化的一个事例是黑桥村委会设卡收取进出村车辆过路费，遭到了租住在这里的艺术家群体的激烈抗议。这一事件也直接导致了一些艺术家对这里心生厌倦。青年艺术家黄彦在事件申诉未果后退掉了村子里的工作室，转而租住在公寓楼内生活以及坚持创作，像他这样的例子并不在少数。时至今日黑桥村收取车辆过路费的荒唐行径已然堂而皇之的正规化，收费人员都已经穿上了制服。

今天黑桥村正在面临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许多艺术家已经开始陆续迁出，并在距离城市中心更远的顺义等地开始营建新的艺术区。这一点上，与北京当局规划打造新的城市副中心的节奏是一致的。

黑桥村的艺术群落的典型性在于它清晰的呈现了艺术家、原住民以及艺术生态与城乡结合部之间的疏离。“夜走黑桥”是发生在2013至2014年期间黑桥村的一个重要艺术项目，但此时艺术发生场地的选择策略，与冷林的“是我”展选择太庙以期建立自我身份追溯以及城市文化认同的主动战略不同，反而更像是一次被动的屈尊和落魄文艺青年的闭门狂欢?！侗本┱鄣匪氏值慕撞愕母盍岩钥占涓艟姆绞奖涞镁呦蠡?，对于艺术家们而言，主动或被动地越来越远离这座城市，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空间政治——艺术家作为“首都”意义上的北京城的他者被排除在外。与90年代初圆明园的艺术家被当局和为数不少北京市民视为盲流一样，二十多年来北京似乎越来越不需要他们的艺术了。在艺术的层面上，这种“折叠”的伤害不仅止于社会不同阶层间的割裂，更为残酷的是整个群体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屏蔽。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积极一点的态度来看待集体的“出走”，毕竟商业和国际话语系统依然在支撑着的艺术家群体。而在新的工作环境里，艺术家们也可以生活的好一点，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注1）科幻作家郝景芳的短篇科幻小说，因获得了今年的雨果奖而引起关注。

（注2）关于北京市政规划这一部分的具体内容参见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拆分北京”系列报道及中国其他主流媒体的评论报道。

（注3）引自巫鸿著作《关于展览的展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