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标上看，2017年经济增长仍然将实行“稳字当头”的区间管理，6.5%左右仍然是“稳增长”考虑中的“铁底”，物价指数应当控制在3%左右，就业目标（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也仍然将在1000万以上。当然，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实现目标的政策举措。总体而言，应当从需求与供给两侧发力，特别是狠抓供给侧优化结构的针对性措施，因为这是决策上慎重判断后认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贾康

稳中求进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要实现6.5%左右的增长，仍然要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的结构性动力系统入手，释放需求、助力稳增长，因为在并不有利的国际形势下，需求侧仍然是调动投资和消费潜力的重要抓手。投资方面，以政府为主的投资仍然会成为稳增长的主要推力，但在投资方向、方式上，必须做进一步的优化改进，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尽管还存在困难与问题，但有望、也必须是未来政府介入投资领域的主要创新重点。消费方面，近年来增长势头值得期待，但为进一步提振消费，国家需要在市场环境、消费引导等方面做不少工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具体而言，应看清我国货币政策不具备大规模扩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现实的把握应是“稳健中性”。财政政策方面将继续以“积极”为主的基调，相关要领首先体现为赤字率还要处理为较高水平，如有必要也可以在2016年3%的基础上适度上调；其次是减税降费，继营改增之后，今年财政仍然将继续减税，可有作为的空间主要存在于增值税税率的减并和适度调低上，同时“降费”方面可以作为的空间则十分值得重视，各类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保、住房公积金等都具备一定的调整降低空间，而且这样做对规范政府收入秩序、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会有莫大的好处，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再次，则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之更加符合供给侧改革的需要。

人们以往谈论很多的“三驾马车”动力框架局限于需求侧，是没有完成对于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的，必须把其结构化逻辑传导、延伸至供给侧，抓好更为全面、复杂的结构优化支持的动力体系转型、升级，这在宏观政策调控中将更多表现为以财政政策为主发力，突出重点地调结构、惠民生、护生态、防风险，增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增长质量。要看到2016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是2011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以来终于体现出有可能对接阶段性探底的一年，自一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龙头指标GDP报出6.7%的增长率，第四季度很有可能还是6.7%左右，一个年度“小平台”的表现为多年来绝无仅有。结合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演变中亮点纷呈的观察分析，我们认为可以谨慎乐观地提出一个粗线条预测判断：在2011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行中，有望于2017年完成较明显的探底。紧跟着我们应当力求实现经济的企稳，以对接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中高速的增长平台，关键是要使这一平台期的中国经济具备结构优化、发展方式向集约化加快转变的“升级版”特征。

2016年可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主要切入点是启动了“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今年需要抓紧时机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必要指出，在“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中，虽已取得明显进展与成绩，但也存在使用行政介入方法的局限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不够，易出现违背经济规律的偏差，很有必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兴利除弊。

一方面，在继续深入进行“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要抓紧实施、推动一批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基石建设的重大改革，如国企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行政架构改革、司法改革等，以为那些从落后过剩行业内动态释放出来的要素创造自由流动、优化重组的环境和条件。

另一方面，结合当前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优化配置的要素必将较多地集聚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类新经济行业上，可以说新经济的发育发展程度，是衡量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程度的主要标志。因此，今年应当想方设法，为各类新经济的成长扫清障碍、创造更好的条件，以把握住新技术革命的先机，为中国经济长远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本文为其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7年会”上的发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