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堂吉伟德

近日，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发布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报告。报告对全国十个省市、0-15岁的上万名儿童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超五成一孩家庭无意生二孩，孩子教育成最重要影响因素。(12月28日《北京青年报》)

之前，超过17万网友参的搜狐新闻相关调查显示，即便政策放开，43%的网友也不愿意要第二个孩子；27%的网友则处于“纠结中”；只有30%网友表示愿意要二孩。此次调查报告再度显示，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并没有达到井喷式的效果。

公众意愿的生育愿望不高，跟外部环境有着直接关系。生育、养育和教育，是最大的成本考验，也是每个家长必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优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二孩放开之后也就意味着竞争加剧。从育龄妇女生育之后，可能会在职场之上失去地位，到孩子入托入学要“拼爹”，再到双职工的孩子哺养，将成为其难以承受之重，再到之后的教育、医疗、住房的投入，都不是一笔小数字。

早在2013年，一个名为“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排行榜”的帖子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榜单所列的养育成本中，北京276万元，上海247万元，深圳216.1万元……其中，教育消费无一例外成为各地最主要的支出。当生育和养育的模式，已由之前的粗放式到时下的优质型之后，那么生育愿望的下降就顺理成章。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出现下降，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过，当下国内的生育愿望，是否与发展现状相匹配，需要认真研判与分析。生育意愿不强，亦是公众焦虑的集中化表现。若未能获得一个较为宽裕的外部环境，那么生育愿望还将进一步走低。二孩政策带来的是体系化的考验，尤其是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极高的要求。2016年是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一年，很多地方举行了“二孩家庭日”，共同呼吁保障女性就业权，增加对托幼、儿科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创造适宜“二孩”成长的社会条件。

在二孩政策出台之后，如何消解生育意愿下的环境焦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公共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