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所开辟的现代化之路,不在于是否超越西方道路,而在于能否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此而言,在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中,不应总是强调“超越”,而要强调通过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来展示现代化道路存在的多样性选择

如果把一种道路视为完成时,其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经济等各项改革的停滞。因为固定化的轨迹,更容易陷入僵化的制度设置。苏联亡党亡国已经25年了,其内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被延误的改革导致丧失自我调适的机会

1991年12月25日,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立国69年的苏联正式宣告解体。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道路的意义,会有新的认识。

现代化并非西方道路一条

现代化中国道路的开辟,并非是为了超越西方道路,而是在于揭示现代化之路不是只有西方道路一条,最根本的目标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中国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开端,与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遭遇西方列强及一次次失败的情形同步。在唐宋时代,中国把农耕文明推向极致。根据英国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经济规模约占世界经济的33%,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当时的中国并不知道这些数据,更不知道西方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已迈入工业文明时代。鸦片战争的失败震醒了无知和沉睡的中国社会,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不过,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并不知道现代化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加之战争失败等因素,魏源等人也只是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上,即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制服西方。至于后来有人提出的现代化,主要就是“西方化”“欧化”,完全是“师夷”甚至是“袭夷(模仿西方)”了。蒋廷黻的认识倒是比别人前进了一大步,他认为现代化是“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的思想方法之普遍化”。当然,蒋廷黻对现代化的概括没有目标取向,但他指出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不在于是否“超越”谁,而在于自身能否实现具备“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的思想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他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第一,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展示了现代化的一种景象,即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至少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发达程度;第二,就如何达到发达程度的问题,马克思没有讲,也就意味着路径是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的;第三,选择什么样的路径不是意识形态决定的,也没有一种路径超越另一种路径的意识形态意蕴;第四,马克思在乎达到发达的程度。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必须大大增加生产力总量。不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指明“提高生产力总量”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提高生产力总量”是为了无产阶级既要摆脱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也要摆脱人对物的依附关系。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

诚然,苏联社会主义建立后,的确增加了生产力的总量。但即便在二战后的和平时期,苏联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为战争和争霸来发展生产力,其结果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被战争和争霸消耗殆尽,难免走向亡党亡国。

因此,中国道路所开辟的现代化之路,不在于是否超越西方道路,而在于能否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此而言,在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中,不应总是强调“超越”,而要强调通过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来展示现代化道路存在的多样性选择。

过去绕开的问题成为瓶颈

中国的确开辟了一条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独特之路,但中国道路不是完成时,还处于进行时。把中国道路视为完成时,很容易让人觉得中国道路是一种完善的现代化模式。

实际上,中国道路需要从两方面来思考:一方面,中国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使中国摆脱落后贫困的状态,彻底告别短缺时代。同时,在国际体系中,中国从边缘区域走向了中心区域。另一方面,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更快实现发展,中国道路有时候是绕开问题来谋求突破的。这些过去绕开的问题,正越来越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瓶颈。有鉴于此,全面深化改革被认为越来越需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

所谓进行时,强调的是中国道路是不断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进程。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革新的过程。19世纪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思潮、一种运动、一种对未来的设想,只是“游荡在欧洲的幽灵”。然而,随着资产阶级内部竞争的日益加剧,社会主义因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而站上历史舞台,并且在欧洲取得了局部性、阶段性的胜利。进入20世纪,社会主义从运动、思潮走向实践,并在落后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政权从一国走向多国。这不仅证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多样性,而且彰显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多样化。

但是,在苏联的干预下,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只有一种模式,即苏联模式。苏联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的时候,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政权为根本标志的。由此,苏联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公有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同时,由于“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制度”的全等式使苏联短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工业国家,并在二战后的20多年里就建成了一个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因此苏联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由此,要求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中国也必须按照这种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凡是与苏联不同的就是非社会主义,必然被视为反苏联、反社会主义而遭到苏联的惩罚。这不能不说是违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

事实上,如果把一种道路视为完成时,其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经济等各项改革的停滞。因为固定化的轨迹,更容易陷入僵化的制度设置。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表明,我们的各项改革一刻也不能停止。如果不深化改革,中国社会就有累卵之危。苏联亡党亡国已经25年了,其内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被延误的改革导致丧失自我调适的机会。因此,千万别把中国道路视作定型化、完成时。

社会主义有着怎样的前景

21世纪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前景?是否仍然要用革命的手段战胜资本主义?在我看来,21世纪并不存在俄国20世纪初开辟革命方式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21世纪或者说苏联解体以来,伴随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面临的传统军事威胁逐渐被非传统安全威胁所取代。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非传统安全已上升为世界主要的威胁。尤其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环境问题、气候变化问题、难民问题等非传统安全,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有效治理,需要加强国家间的合作。

这些非传统威胁是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而是非正式的亚政治力量对世界主流社会的挑战和威胁。因此,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时,都不得不加强跨国间合作治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拿来”资本主义某些积极的因素,资本主义也在吸收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就中国道路而言,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化历史实践的产物,而且也大胆吸收了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并用中国智慧对它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式改造。

不过,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并非是趋同的。任何时候,制度都关乎人的权利和义务,但究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还是所有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同的制度下,情形是不同的。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关乎少数人的权利和义务,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所有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以此作为未来理想政治秩序的目标。恩格斯明确提出,未来社会的价值追求就是“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

苏联社会主义曾经成为少部分人追逐特殊权利的工具,并在苏共体制内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权阶层,恰恰是这个特权阶层最终加剧了亡党亡国。有了这个前车之鉴,中国共产党尤其需要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强调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全面从严治党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的就在于增强党长期执政的能力,以中国发展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