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那里,一直存在三个世界,一是实处的世界,二是理想的世界,三是过渡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正是由于对实处世界的强烈不满,他才起而抗争,愈挫愈奋,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理想的世界。所谓过渡的世界,是他实现最终目标过渡阶段所呈现的世界,有时也是权宜的世界。这三个世界并非一成不变。实处的世界,即他能够接触、感知、认识的世界,本身在不断变化,孙中山自身活动范围在变化,感知、认识能力也在变化。他理想的世界,有个从朦胧到清晰的变化过程,也有个从粗略到精致的变化过程,还有个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臻于完善的过程。至于他过渡的世界,更是因时、因地、因事而有所调整与变化。

孙中山青少年时代所实处的世界,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地近港澳、海外联系广泛。孙中山个人禀赋有三点相当突出:一是天资聪颖,记忆力、理解力都超乎寻常;二是勤劳勇敢;三是西学素养丰厚。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使孙中山沿着传统士人读书做官道路发展的动力不足,也使孙中山在官场上的人脉特别稀薄,对其时政治体制依存度特别低。地近港澳,加大了孙中山向港澳与海外拓展的动力。长期的留学生涯,丰厚的西学素养,使孙中山在观察分析中国问题、酝酿中国改革方案时,比纯粹生活在中国内地、很少阅读西书的内地知识分子,眼光宏阔,理念新颖,思想深刻。

孙中山理想世界的确立,有个由粗而精、渐次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如果从孙中山所说的乙酉年(1885年)算起,他的思想体系从萌发到系统化,从一民(民族)到二民(民族、民权)再到三民,用了整整二十年。孙中山的理想世界并不是固定的蓝图,也不是封闭的系统。他在民国建立以后,鉴于国际国内实际形势的变化,又不断地对民族、民权与民生作出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内涵,但其总的轮廓,仍然是三民主义。

孙中山在制定其理想蓝图时,有明确的过渡意识。在1905年秋冬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明确地将革命方略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相对于后一阶段而言,前一阶段都是过渡阶段。

清廷被推翻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达,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也确实将主要精力放在实行民生主义方面。这表明,在孙中山那里,先前倡导的民族、民权主义,都是“为众生谋幸福”的手段,都是实现众生幸福这一理想世界的过渡世界。

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发现民权主义也未真的实现,于是,他又提起民权主义,将民权、民生两面旗帜一并举起。他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便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到了护法战争时期,孙中山又意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但民权、民生两主义没有实现,连民族主义也没有真正实现。于是,他将民族、民权、民生三面旗帜再次并提。到1924年初,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他更是对整个三民主义做出新的解释,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亦有两方面意义,即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生主义最要之原则有二,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内涵,在不同时期,孙中山的解释都有所不同。以1924年初发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标志,他对三民主义作出整体性的新解,使得三民主义内涵明显地被分为旧新两段,但是,从长时段的、根本目标来看,则万变不离其宗,即他一再强调的人民幸福。因此,对于孙中山理想世界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人民幸福)、三个主义(三民主义)。三个主义的内涵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有所不同,但一个中心的目标没有变化。三个主义内涵之所以要发生变化,正是为了真正地实现一个中心。

孙中山是崇高的爱国主义者与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爱国爱民胜过爱家爱己,所以会放弃经济收入、社会评价都相当不错的医生不做,毅然走上医国道路;所以会对腐败黑暗的实处世界进行无情的、持续的批判。他是视野宏阔、学养丰厚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会不断地梳理、充实,乃至更新他的理想世界。他是脚踏实地、讲究实效的政治家,既要在刀光剑影中与敌人拼搏,也要在各色人等中折冲樽俎,需要时常调整斗争策略。孙中山的一生,就是他的实处世界、理想世界与过渡世界矛盾展开、相互激荡的一生。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他的一些举动,似乎与其他政治家无异,但是,如果明了那些举动其实是他到达理想世界的过渡之舟或临时驿站,就立刻会显现孙中山的伟岸身躯。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