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一些来自国外的消息引人注目: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二读通过议案,意在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安大略省“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物理学家郑洪以大屠杀幸存者的真实经历为题材,历经10年创作的《南京不哭》问世;南京大屠杀史实展第一次走进法国,名为《共同见证:1937南京大屠杀》的展览,突出了欧美人士对大屠杀的见证……作为惨绝人寰的战争悲剧,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正在更深切地进入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西方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认识,如今到达新的阶段。去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入选的11组档案,均为最典型的南京大屠杀第一手史料。从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的16张侵华日军自拍照片,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的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到美国人贝德士以及幸存者陆李秀英的证词,还包括亲历大屠杀人士的若干日记。这些具有毋庸置疑权威性、真实性和唯一性的材料,对于在全世界形成一种感性记忆,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很多人提起南京大屠杀,第一印象就是“30万”的死难者数字。作为二战三大惨案之一,在国际上却没有形成与其相适应的强大记忆,除了某些势力别有居心地掩盖罪恶和篡改历史,也跟大屠杀记忆在具体层面的建构不足有关。犹太人历史学家舒衡哲认为,大屠杀意味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在一点一滴中显现军国主义的疯狂,在一个又一个故事中显现人性的破碎,更能够让今天的人体味大屠杀受难者对战争犯罪的控诉。

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要求,针对的正是弥补和丰富人类共同记忆的重要工作。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史整理,其实是从新世纪才集中进行的,这些工作在近些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大部分已经整理完毕。通过这些资料,人们更能体会切肤之痛的无助与恐惧。就像杰弗里·哈特曼说的那样:“在奥斯维辛之前,我们是只能在想象中体验罪恶的儿童,而在奥斯维辛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是儿童。”南京所蕴含的“感情记忆”,只有在深深剖析精神创伤的基础上,才能真诚传递给外面的人,传递给后来的人。

走进每一个受难者的世界,是一件艰难的事,但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其意义巨大。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保罗·策兰在《死亡赋格》中写道:每日每夜,我们饮下黑色牛奶,为自己挖掘一座不再拥挤的空中坟墓。所谓的“黑色牛奶”,指的就是无法痊愈的人道伤痛。属于南京的“黑色牛奶”,需要被今天热爱和平与发展的人们,特别是在心理上一直远离东方战场的人们所饮下。南京大屠杀应成为沉埋在人们心中的活生生的历史记忆,因为如果人类没有直面真正的黑暗,就无法解释光明从何而来。

《 人民日报 》( 2016年12月13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