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从上古延续到晚清,是一座内涵丰富、数量庞大、亟待挖掘的学术宝库。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从经世济民、精思博学、传情言性,到描写社会、塑造历史、表现习俗,散文承担着其他文体难以取代的巨大的社会作用。从文献分类来看,经、史、子、集四部文献都以散文文体作为最核心的撰述方式,这就形成了一个以经部为源头,史部、子部分头并进,集部蔚为大观的古代散文世界。

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随着散文的产生而发生,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表现出一些显著的文化特点:特色一,与诗歌的“抒情性”不同,散文具有鲜明的“书写性”特征,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广泛而巨大的实用功能,大量散文专书、别集、总集等盛行于世,上自贵族士夫,下至文人书生,通过对散文文本的编选笺释、教育讲授、阅读赏析,自觉并积极地参与散文研究,形成散文研究的普遍化特征。特色二,从“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出发,中国古代一直重视散文史料的搜集与编撰,从作家传记、作品评论到目录编制、资料汇编,形成了一座极其丰富的散文研究资料宝库,为散文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特色三,同中国传统的包容性、随意性、领悟性的思维方式互为表里,古代的散文研究大多采用随笔式、杂感式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多为随思、随感、随录而成的札记体、杂论体文章,散见于文人的交谈、书信、序跋、笔记、杂论等形式之中,散文研究成果几乎无所不在。特色四,古代的散文研究特别注重对散文文本内涵丰富性的深度发掘,注重勾连散文文本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文化习俗之间的密切联系,散文经典在不断阐释中被赋予生命,成为文学、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呈现,从而构建了开放而宏阔的散文研究格局。特色五,由于散文具有实用性的“书写”功能,书写实践的需要促成历代文人乐此不疲地探究散文的写作体式(或表达方式),因此关于散文体式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论析细致,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章学”丰富而完整的话语体系。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观念和散文研究格局是相当宏通,也是相当开阔的。但是,20世纪以来,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现代文化思想的严重冲击,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研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从总体上看,古代文学研究界更为热衷于记述和评论文学现象,探索和总结文学规律,而相对忽略对文学文献本身的整理与研究;而且在文学现象与文学规律的研究中,也更为偏重作家作品的评论与文学规律的总结,而相对忽略作家活动的记述与文学过程的梳理。具体落实到对论析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成果方面,学术界普遍倡导和实施散文批评史与散文理论史的建构,而相对忽略散文研究现象的描述与展现。由于在根本上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过西方学术意义上的“纯文学”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纯文学观念”与“纯文学理论”,因此散文批评史与散文理论史研究无论何等细致深入,都难免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文化传统及散文史风貌方枘圆凿。这种主动地将丰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研究成果狭隘化的学术视野,限制了散文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不免导致散文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陷入难以形成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学术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尴尬局面。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必须回归古代散文世界,并进一步回归古代散文所依存的学术世界和文化世界,在宏观、整体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丰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现象,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古代散文研究自足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正是有鉴于此,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从2016年开始,以《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论丛》为首,陆续出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专刊”,希望在广泛吸收前人的编纂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入地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文本文献与研究文献。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已故的郭预衡教授集毕生心血,独立撰著出版了体大思精的三卷本《中国散文史》,享誉学界。郭预衡教授晚年还积极倡导并亲自主持北京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散文通史”,最终于2013年出版了十二卷本《中国散文通史》。以这两部散文史著作为基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专刊”将提供一个坚实的学术平台,向学术界展现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成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