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之和平”“图中国之统一”

中山先生基于革命生涯的丰富阅历和广阔视野,将中国的统一问题与世界因素结合思考。

一是分析中国不能统一的“原动力”——中山先生认为,中国未能统一,既有内因、更有外因,而“其中的原动力完全是由于外国人”,因为中国和外国有了不平等的条约,“每个外国人在中国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享特别权利”,他们“只顾自己的私利,不顾道理,专在中国捣乱”,并且“总是以那些条约为护身符,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由来中国迭起纷乱,统一不能实现之根本原因不在内政问题,而在外交问题。列强对于中国提倡共管、瓜分等说,临以压迫的态度,致政事改良及其他要事均难进行”;帝国主义侵掠中国,“一国并吞不成”,便“主张瓜分”,瓜分“仍难得平均”,便要求“共管”,总之是通过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保全自己”在华既得利益,“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中国的状况实际“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做十几国的殖民地”,是“地位比较殖民地还要低一级”的“次殖民地”。值得注重,这里“次殖民地”之说可谓入木三分,既痛切地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悲惨处境、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又愤怒揭露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强权政治、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

二是揭示中国统一与否的国际影响——中山先生提出,“以积弱而分裂之中国,而自然之富甲于天下,实为亚洲之巴尔干,十年之内,或以此故而肇启世界之纷争”;若中国不能统一,“东亚便要大乱不已,世界便不能和平”;若中国能免于分裂,那么“像由于土耳其的分裂引起的欧洲的严重纷扰,也就可以避免了”;所以“为保障亚洲及世界和平计,其最善及唯一之方,惟有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由此,中山先生深刻指陈当时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客观现实:“今者中国之问题已非单纯中国一国之问题,实际已成为世界问题而受到重视”,进而庄重表明自己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我个人今日之首要任务:在国内为国家之统一尽力,对外则期待着国家独立的实现和全世界对于中华民国的国际平等的承认”。在这里,中国的统一,与中国的民族兴盛、国家富强,与区域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全人类的发展进步,都联系起来了。

三是阐述中国实现统一内外因素的关系——中山先生表示,中国的统一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中国要真正统一,“根本上便要消灭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这就“涉及到外交问题”,要“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非完全排除“外力”,则“国家之统一不能永久”,而“欲排除外力,仅中国一国之力现尚有所不能”,因此必“立于国民之地位,指导觉醒我国民与外国之国民联合,以促欧美列强之反省”。为此,中山先生还具体举例说:对于日本要“把整个中国征服去了”的“二十一条款”,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同时还要看到,废除二十一条款,“不是单纯的中国人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外国人的问题”,所以“要各种力量都并合起来做功夫,连中国人、连日本人中间的民主分子,都要算进去,帮助废除二十一条”。中山先生在逝世前一天,1925年3月11日手签《国事遗嘱》,更言之谆谆:“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氖曛?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显而易见,中山先生在中国统一问题上,展现了博大的政治胸怀、宽阔的世界眼光。正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亚洲首创民主共和,对整个亚洲的觉醒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一样,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实践中为民主共和下重建国家统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主张,对亚洲人民的全面觉悟和不懈奋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华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