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7月22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要“确保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不偏离、党中央明确的改革任务不落空，使改革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讲话再次表明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面对当前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应通过不折不扣地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找到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未来几年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改革首先应当精准对接的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应当围绕实现全面小康的难点、重点和体制性障碍，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加快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精准对接农村小康所需，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制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加快中西部农村发展，主要应从加快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三个方面入手。这三个方面的关键，则在于打破城乡市场之间的政策壁垒，通过“人、地、资”联动，吸引城市资本下乡，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目前城市的各类生产要素已经商品化，包括土地、房产、技术、资本、劳动力，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市场交换，而农村的土地、房产等尚不能自由进入市场，在财产权益上城乡居民处于不平等状态。通过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农户对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受益权抵押、担保、转让，就能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进入农村，从而大大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分离，使之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并不损害土地公有制性质，而是找到了土地公有制新的实现方式。这个改革思路与国有企业改革是一致的。由于我们赋予国有企业对其所占有的国有资产以法人财产权，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从而实现了全民所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效融合。

我国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重要原因在于城市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而农村生产要素的非市场化，形成城乡市场之间生产要素单向流动，农村的资金、土地、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向城市，而城市的资本、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极少流入农村。在城乡资本市场之间形成一个堰塞湖，城市资本严重过剩，农村资本极度短缺。打开这个堰塞湖，必将产生一个瀑布效应。在“十三五”时期，如能以农村不动产的用益物权为质押，吸引20万亿元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进入农村，农业和农村面貌必将大大改变，农村小康就有了可靠保证。

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农村改革的部署，提高农业供给效率，改变城乡发展脱节的状况，应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今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全面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精神做出了具体部署。要把发展特色小镇和县城作为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坚持总体规划、产城融合、服务完善、美丽宜居。做好这件事，能够释放巨大需求潜力，对稳增长发挥重要作用；能够帮助4亿农民工与其留守农村的家属实现全家团圆梦；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变成一个真正体面的职业；将把农村变得比城市更美丽、宜居，为农村实现小康提供强大动力。

精准对接公共产品供给短板，形成能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的新体制

目前我国从生产资料到个人消费资料的产能已处于全面过剩状态，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包括环境、交通、市政、社保、医疗、教育、信息、文化等，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居民的需要，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更落后于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主要靠政府投资，政府财力有限，导致以公共产品供给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必须推行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即PPP模式，通过赋予建设项目一定的政策，使投资公共产品能得到合理回报，从而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推广PPP模式，关键在于政府要积极做事、敢于负责，对民营企业要有诚意。实践证明，许多现在看来老大难的问题，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停车难、进养老院难、入托儿所难、看病难，等等，只要从PPP模式上想办法，就会变得容易了。治理雾霾好像很难，但只要根据三中全会提出的实行“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的新制度，用政府收取的污染物排放费，通过招标选择有资质、信誉好的企业来治理，保证把最好的治理设备安装起来并保证一天24小时运转，颗粒物的排放即能降低95%以上。垃圾、污水如能全部处理，对环境的损害就能降到最低限度。用发展环保产业的办法来治理污染，环境治理就能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精准对接创新创业对人才、资金所需，建立有效的科技、教育体制

通过自主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带动产业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实现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在宏观政策上，应当把短期需求调控与中长期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把稳增长与调结构、转方式结合起来。稳增长要以结构优化来实现，调结构不能以牺牲稳增长为代价。今年6月份民间投资增长速度和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均出现负增长，说明投资信心不足和缺乏增长后劲已成为突出问题，需要引起特别重视。6月份M2的增长速度比M1的增长速度低12.8个百分点，说明企业已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失灵。原因主要在于连续5年经济下行和连续52个月PPI为负，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企业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从银行拿到贷款后又以活期存款存入银行。

要鼓励企业从自主创新中找出路。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形成一批创新型企业，出现了像深圳这样的创新型城市。我国在国内申请的技术专利数量已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专利申请量同美国的差距正迅速缩小。像华为公司，去年技术研发投入达596亿元，在通讯设备制造技术方面已走在世界最前沿。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如何使深圳和华为创新的经验和机制在全国各城市和企业推广开，取得普遍性、全局性效应。特别是国有企业应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发挥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要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吸引国外科技人才。华为公司在国外设立了20多个研发机构，不需要把国外创新人才请到国内来，就能实现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凡是有条件的企业，都应学习这个经验。

要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实施鼓励创业的各种政策，特别是鼓励技术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带着技术成果创业。对新办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税收起征点。对高新技术成果工程化、产业化示范项目，应给予贴息贷款和资本金补助。

大学应当成为科技创新的基地，应围绕培养创新型、技能型人才，改革教育体制。要把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度作为评价大学办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选拔具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担任大学老师。鼓励各类天使基金、种子基金、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进入大学校园，把老师、学生的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鼓励老师、学生以自己的技术成果创办企业，条件具备时到创业板上市。

允许地方进行改革试验，调动地方改革积极性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差别大，应允许地方政府从本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革的部署。要允许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先改先试，大胆实践，敢于创新。改革的历史证明，好的改革举措往往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的创造，不是机关干部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对于一些实践证明的成功改革，应及时总结推广。判断改革成功与否，主要应当看是否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是否促进了人民增收，群众是否拥护这项改革。人们对新的改革举措会有不同意见，包括干部在内，会有这样那样的观点，这是正常的。如果等到争论明白、统一认识再改革，将会贻误时机，影响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了的改革，应当毫不犹豫、全面准确贯彻落实。要用改革为发展创造新动能和良好环境，并以发展来检验改革。对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改革，更应作为重点加快改革步伐。

应当看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和基层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很高，对改革的期望值很高，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只要从深化改革上开动脑筋、寻找办法，看似很难解决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与改革历史上曾经遇到过的问题相比，目前的问题解决难度要小，而解决的条件比过去要好。关键是要正视问题，精准对接问题。

如何增强民间投资积极性，首先应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针对影响民间投资的症结所在，改革投资体制。要引导企业善于发现产业结构中的短板，从中筛选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协助企业寻找相应的技术或技术合作方；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各地民营企业发展水平和阶段不同，要因地施策。归根到底是要通过扩大内需，为民间投资增长创造一个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鼓励企业增加制造业投资，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目前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低水平制造业，而高水平制造业产能短缺。如何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成为增加制造业投资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技术从何处获得又成了关键所在。经过30多年不断引进技术，该买的差不多都买了，剩下的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出路就在自主创新，加大技术研发力度。要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对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政府和行业协会要组织产业联盟，实施协同攻关，研究成果共享。

针对货币政策功能下降问题，应多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通过财政贴息、资本金补助和减免税费等方式，对银行贷款实行窗口指导，把信贷资金引导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方向上来，从而破解流动性陷阱难题。

（郑新立，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