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一书中，多次提到要解决“科研和经济始终是两张皮”“孤岛现象”等问题，要求“有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并把它上升到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方向与目标的高度。上述重要思想在科技界、产业界引起了广泛共鸣和深入思考。各级政府也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与人才激励办法，以图更快建立起顺畅的科技转移转化通道。但在如下几个方面，我们还必须有更加清醒的认识，着力纠正一些短期行为与投机做法。

首先，企业创新能力的整体不足是科技转化不畅的最直接与最根本原因。

企业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总体上还处于培育阶段。从技术创新的发展规律来看，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都必然伴随着粗糙性与迟滞性，需要也必须由高素质的企业，利用自身的资本、技术与市场优势来识别、打磨、重新组合和推广，使之成为市场接受的全新解决方案，从而形成高附加值回报。反之，创新能力低下的企业往往成为创新技术的终结者，是技术转化“死亡之谷”的祸因，这是科技转化实践的普遍共识。

国家虽然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投入大量的财力来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但冷静盘点，国家支持的良好初衷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些大型企业恶意利用。国家赋予的科技项目的牵头地位，成为部分企业建立行业壁垒、扼杀创新的工具，套取资源、拉拢人脉的积极性远高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与之合作的科学家大多得不到实质性科技“红利”的输入，一流科学家与产业的距离越走越远。

在企业创新能力的培育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应该调整到中小创新企业的扶持者、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对于中小创新企业的扶持，除了重大经济领域的准入以外，更加主要的是能够有效共享以国家资源为主建立的人才资源、科技成果、技术资料和研发保障条件，在公平的起跑线上发挥资本与市场的力量。在国家的科技项目采购中，要参照国际惯例，以中小创新企业的产出为优先选择，并规定最低的比例。政府将政策、资源注入到中小创新企业，也许短期内会少了“往脸上贴金”的机会，但长期来看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主流价值。国家对中小企业、对创新的依赖，体现了经济治理方式的革命方向：从维持均衡的秩序到激发无限的可能性与生命力。

其次，科技创新战略的落后是我国科技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最大的陷阱。

回顾人类科技发展的历程，重大的颠覆性变革往往高度集中于几个甚至一个国家。技术革命孕育于相适应的文明与文化，不可移植，也不可仿制，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提示我们，已经形成正反馈的发达国家所提出的科技与产业创新目标，几乎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盲目跟踪，最多分一杯残羹冷炙，更有可能是在完成产业布局与投资之后陷入新一轮的落后。

中国的科技与产业发展战略只能从世界科技前沿与中国特色的结合点上来寻找，这需要科技界与产业界共同的智慧。这里所谓的科技前沿，是指世界上还没有国家形成完整认知与产业基础体系，且对人类未来生产生活方式有重大影响的领域；所谓的中国特色，是指政治体制、需求体系、资源稀缺性的优势集合。比如再生医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深海与深空利用等领域，如果国家层面下决心发挥体制的优势，都有可能成为我国科技与产业实施弯道超车的发力点。

与此同时，建设有世界影响的国家级科技智库，是快速提升国家科技战略谋划能力的当务之急。此外，要继续加强基础研究，让没有商业和功利目的，只有原创冲动的自然规律与科学效应的探索，成为国家创新素材、创新精神、创新鉴赏力乃至创新文明的动力。

最后，人才政策已经成为我国科技转移转化最大的掣肘。

现在的政策开始强调让科技人员“名利双收”，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现实与理想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传统文化上，我们更加倾向于坐而论道、崇拜权威，讲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与西方国家注重创造与动手实践的传统迥异。一位两院院士告诉笔者，一些院士更加愿意公众称之为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或者医生，传统文化的禁锢可见一斑，这就特别需要人才政策作出强有力的引导。

遗憾的是，现有人才政策对技术创新人才的遏制反而更加直接。技术创新是一项综合性强、制约因素多、路线长、风险性高的工作，但由于处于科学、技术与工程实践的中间地带，其过程很难用CNS论文或者GDP简单地纳入政府部门的绩效清单，因而得不到关注，更谈不上激励。创新驱动战略确实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如果没有宽容、公正的人才政策，无须太久就会万马齐喑，挤在独木桥上。

当无力制定全面协调的人才激励政策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淡化或者取消形形色色的“帽子”，这应该成为政府放权在科技界的重要内容。由用人单位对高水平人才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待遇、对重大贡献予以高额奖励，但坚决不能由政府或者代理人来塑造“不败金身”，这是与科学的自由、平等、公义等本质精神相违背的。应该一视同仁，把对学科贡献的评价交给国际同行与下游企业，把对技术创新的评价交给市场。只有这样，才能让科技人员回归到正常的研究氛围、回归到科技问题本身，让管理人员从各种“圈子”的交游与相互交换中，回到科技发展环境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