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工银瑞信基金旗下基金经理王某，管理4只基金产品期间，用他实际控制的亲戚名下股票账户，操作买卖股票49只，涉案金额2.93亿元，4年间非法获利共249万余元。基金经理建立“老鼠仓”，受到惩罚完全是咎由自取。不过，所谓惩罚居然是一“缓”了之，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自上投摩根原基金经理唐建曝出基金“老鼠仓”案件以来，被曝光的基金“老鼠仓”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1位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或交易员涉足其中，可见“老鼠仓”数量是非常惊人的，也凸显相关基金公司治理结构的紊乱。这些基金“硕鼠”在自肥的同时，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其实，对于基金“老鼠仓”，最初涉案基金经理受到的处罚不过是取消从业资格，实施市场禁入而已。如此处罚，既达不到严惩违规者的目的，也达不到警示后来者的效果。

2009年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在刑法第一百八十条新增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罪名。至此，基金“老鼠仓”将承担刑事责任。但从此后的实际量刑看，相关基金经理并没有受到严惩。相反，所谓的“严惩”徒有其名的不在少数。

因此，对于基金“老鼠仓”，无论是此前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还是列入刑法后对相关基金经理的判罚，都凸显违规成本低的一面。而这与严惩违规者、对违法失信行为“零”容忍的宗旨背道而驰。

从基金“老鼠仓”本身的获利情况看，有的是非常惊人的。在巨额利益面前，这些违规者丢掉了职业操守，眼中没有法律法规，只有赤裸裸的利益。

《刑法修正案（七）》虽然新增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罪名，也让基金“老鼠仓”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这无疑是制度建设的一大进步。不过，其对于违规基金经理的处罚，却大有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意味。

笔者以为，基于《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后，基金“老鼠仓”仍然十分“活跃”的现实，提高基金“老鼠仓”的违规成本非常有必要。这既是严惩违规者的需要，亦是?；す愦笸蹲收叩男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