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对失信被执行人规定了11类37项联合惩戒措施，包含具体措施多达100余项。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指出，这份《意见》是目前惩戒措施最全、涉及领域最广的联合惩戒失信方面的文件。（详见本报9月26日A1版）

倡导诚信而惩戒失信，是构建有序社会，确保个体权利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实施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具有制度兜底的作用。出台惩戒措施最全、涉及领域最广的联合惩戒失信文件，无论于现实还是长远来看，都颇具深意。

事实上，各个部门实行“黑名单”制度已有些时日，然而部门和地域樊篱并未打破，失信惩戒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曾有报道说，一个老赖企业在甲地被纳入“黑名单”而失去了准入门槛，然而到了另一个地方却成为座上宾。如何将碎片化的机制构建进行有效整合，让其成为一种体系化的大网，要成为务求落实的现实考量，笔者认为，这也是诚信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

另一方面，联合惩戒失信要突出“联合”两字，更要突出“有违必惩”的制度刚性。作为诚信体系建设最重要的一环，若是诚信机制的执行者或者把关人，没有认真履行其应尽的责任，惩治老赖不过是空谈。

2014年8月15日，江苏沭阳县法院执行局法官在将一名“老赖”送拘留所途中，接到电话干预后无奈放人。谁来监督监督者，谁来惩戒把关人，是失信惩戒措施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国外的诚信体系的建立，惩戒措施的执行，有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执行，有完善的运作体系，也有强力的外部监督和约束力量，我们也可以借鉴。只有优先解决了实施者、组织者、监督者自身的失信问题，扩容之后的惩戒措施，才会成为利器而非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