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今天（9月13日）有媒体报道说， 2015—2016年度全国120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于昨日在京发布。该报告显示，在120个城市中，60分以上的城市仅有21个，占被评价城市总数的17.5%；一半以上的被评价城市得分低于50分；6个城市得分甚至低于30分；120个被评价城市的平均得分为49.6分。据报道，上述报告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自然资源?；ば幔∟RDC）发布。该年度报告对中国环保重点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评价，共涉及“环境监管信息”、“污染源自行公开”、“互动回应”、“企业排放数据”、“环评信息”5个大项（含10个子项）。

从上述报告所评价的120个城市的分布来看，这些城市基本覆盖了中国中、东部地区，而这些地区也恰是中国先发展和现今相对最发达的地区。如此广袤的地域，如此发达的地区，其生态现状、环境质量、污染控制如此糟糕，不得不让人们思考中国人未来生存前景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由中国先发展和相对最发达地区的环境评价结果，人们可以倒溯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社会演进的过程，由此检讨导致今日环境之果的增长途径和发展方式，进而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还中国人及其子孙一个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此谓不易，并非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害处还需要研究、尚未被论证，而是对应现今经济增长方式的行政建构和治理方式还具有相当的惯性和刚性。尤其是如果现行的资源及其产出的分配结构不动、不改，则由此而分处在社会不同层级的人群，就会对生态和环境的评价产生不同乃至完全迥异的感受和认知，从而让经济增长沿着旧轨向前推进，进一步恶化中国人的生存环境。

最近一些年，由生态环境问题和污染控制问题而引发的社会骚乱不日有之。这说明，生态环境和污染控制已非单纯的人口生存质量问题，而更进一步发展成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现今经济增长方式容纳能力的迅速下降，客观上也给一些地方主导经济增长的人以紧迫感。在许多地方，由此紧迫感所造成的“抓紧干”、“捞一把”、“过了这村没这个店”的机会主义心理，又导致更加疯狂、完全不顾环境后果的大干快上。

全民分摊生态环境后果的“公平性”，其实更加凸显了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分配结构的非公平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那些以非公正甚至非法方式取得经济增长的最大结果的人，可以经济实力来规避地方经济的不良增长方式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果，以海外置业乃至移民国外的方法一躲了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环境问题紧密关联着社会治理方式问题。

有学者注意到，上述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报告连续发布7年来，相关环境信息公开及格的城市还仅仅停留在中国东部相对发达城市，中西部城市均未及格。而正像有学者建议的那样，此中问题更在于，环保部应尽快建立自己的信息公开评估机制，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执行力度，进一步增加公开信息的真实度、可信度和可查验度。

这其实也正如环保部有关官员对上述报告所做评价时所说的那样，“及时、公开的向老百姓讲实话、交实底，不但不会威胁到环境监管水平，实际上更能够动员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环保，让环境质量改善有更强大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