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讨论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目前人们对国企改革在认识方面的重要收获是，对国有企业应当区分“公益”与“盈利”两种类型进行分类改革与监管，各方已经达成共识，并且正在为转化成国家政策而付诸实施。笔者认为，竞争性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标，国企的盈利性功能属于企业个体“自发”决策范畴，在一个公平、健全有效的竞争环境中，各类企业藉由竞争进行优胜劣汰，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目标，从这一意义上说，国企改革盈利性功能的实现需要依托于宏、微观层面的市场制度构建。在现阶段，国企改革存在的突出性问题是宏、微观层面的收益分配问题。

国有企业的公益属性

目前具有普遍共识性的观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国有资产存在担当基础保障与纠偏功能；同时，出于国家安全等战略性考虑以及承担高风险新兴领域的开发，也需要国有经济担当引导、保障功能。由此，国有企业应当存在于市场竞争不能涵盖的“失灵”区域，或者因国家战略安全需要而限定竞争的领域，这就“先天性地”决定了国有企业具有在宏观调控、纾困民生中谋取全民福祉最大化的公益职能，而不只是一般性企业单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功能，这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主要区别。国有企业是否应该担当“公益”功能？基于这一认识，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而由企业的竞争性与盈利属性所决定，目前人们认识分歧主要集中在盈利性国企是否应该追求完全的盈利性方面。目前主流观点是，盈利性国企等同于其他所有制同类企业，应当实现公平与充分竞争，但其所在行业不应当形成国有资本的完全垄断，应该对这些行业放松准入管制，创造各类企业进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由此才能更好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效率目标。但即便竞争性国企，也需要担当公益功能。

对国有企业“公益性”议题，需要厘清两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公益性，与计划经济高度控制之下普遍、完全的公益性相比有它的清晰边界，本质上完全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企公益职能本质是解决市场失灵与资源产业配置的战略引导，职能实现的方式是依靠市场而不是行政计划。二是在国企盈利与公益关系方面，国企担当公益功能并不完全排除其为了维持正常运行而允许追求一定程度上的保值与增值。这种建立在公益性前提之上的资产保值增值职能体现出国有企业一定程度的盈利性，但毫无疑问，这种盈利应当受到管制，不能产生没有节制的暴利。而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盈利性国有企业，其与非国有企业的职能一样，主观上着眼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客观上创造就业与税收，其在公益性方面的体现是自身所应当肩负的战略保障与产业引导等职能，这些职能也决定了盈利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本质区别。

宏微观分配问题

从当前来看，国企改革的一个突出任务是解决两类委托-代理条件下的宏、微观分配问题。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安排，而国有资产管理涉及两个层级的委托-代理问题，第一层级即是“国家代理人”受全体人民委托在谋取“国家租金”最大化目标之下，对国有资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与依法处置代理权，由此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二层级是企业经理人受所有权人委托，进行具体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而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

就分配效应而言，两类不同代理关系涉及不同层级的分配问题：第一类委托-代理关系更多涉及到宏观层面的分配问题，第二类信托关系则更多涉及微观层面的收入分配问题。

宏观层面的分配关系取决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如前述提及的公共物品、外部性、自然垄断等“市场失灵”因素的存在、国家战略安全需要以及我国基本制度规定的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发挥的主导、引领作用等。而国有企业的宏观分配功能体现在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所属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政府与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国有资本租金收费较低以及中央与地方企业上缴红利过低等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资源掌控程度，表现为中央级企业大多形成垄断地位，地方政府之间结构差异明显，国资运营收入差异较大，成为地方财力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最终反映在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事权匹配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国有资产管理中的微观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高管与国企员工之间的初次收入分配约束关系。在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资一般是以政府管制方式进行规范，但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高管一般具有行政级别，其组织级别、工资福利待遇涉及组织、人事、国有资产、财政、审计等多个部门，暂时尚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与明确的部门单一管理机制，国务院较早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即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国资委等单位联合发布。二是国企员工身份限定，一部分员工拥有“全民所有制”编制身份，一部分员工实行“雇员合同制”，其在工资、社保等福利待遇方面差距较大，没有实行同工同酬。由于各项管理机制以及市场机制本身不健全，同时也有“政府失灵”等原因、内部人控制等道德风险以及规则与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存在，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

国有企业非市场化分配问题，还涉及国有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由于决策者与代理人实际存在的关联关系、国有企业制度强势以及通常情况下垄断带来的市场优势等原因，社会资源实际上倾斜于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这一效应突出体现在信贷政策、信息优势以及地方政府具体计划制定等方面，如国有企业总是会先于私营企业取得额度以及低成本资金，政府对新技术企业的扶助资金，国有企业通?；岜人接笠蹈哂杏攀频?。国有企业同时存在过度占用社会资源、垄断等等问题，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缺乏。改革涉及建立宏观层面的健全、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微观层面的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之下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

国企改革需要利用资本市场平台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笔者认为，应当看到资本市场对国企改革全方位的基本保障功能，正常发挥这些功能才能较好地实现改革目标。

这种功能体现在：资本市场为国资提供市场化的资产证券化定价机制，资产证券化后将对国有资产进行定价，同时暴露低效与无效资产，使国有资产估值迈向市场化。资本市场也给地方国资改革提供一个有效的资本运作平台，通过收购兼并与被收购兼并等行为，将体现出更加便捷、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的特点。地方国资证券化也可以与地方政府债权融资形成互动，股权融资机会增加有助于减少对债权融资的依赖，以此可以优化负债结构。最后，国资保值增值可类似于基金净值排行，使得国有资本经营考核与监管更加便捷。

当前来看，应当强化国有资产主体行为人尤其是控股股东、社会相关中介机构等主体的责任，促使上市公司依靠诚实经营与真实业绩成长实现资本增值。由此将?；ね蹲收呃媛涞绞荡?，稳定与提升市场情绪，而稳定的市场也是国企改革得以有效推进的基础。

笔者认为，市场希望国企改革能够体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指导原则，能够实现经济、社会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宏观目标；能够区分公益性与盈利性不同所有制企业类别，分类实施改革，完善与提升公益型企业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与效率，更好担当政府基本的服务与社会保障职能，优化盈利性企业所有制结构与国有资本收益实现方式，构建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让各类企业一道公平地参与竞争；构建健全有效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与我国国情实际的现代企业制度，保持国有企业的长久活力等。

对证券市场而言，人们期待为国企改革提供健康良好、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也给投者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与交易机会。

国企改革是近年经济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有鉴于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紧密互动，国企国资改革因而也是证券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关于国企改革这一话题，就当前的实践与认识而言，国企改革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