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居全球经济体财富榜第二，按理说这应该是件好事儿。这意味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意味着国民财富总量的增加，意味着国民中的“土豪”越来越多，意味着咱越来越有钱了，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好日子，这当然是件好事儿。就像5年之前也就是2011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从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样，“全球第二富”同样也会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和愉悦。再怎么说，越来越富总是一件好事，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事实。

但在短暂快感之后，我们也没必要沾沾自喜，把这个“全球第二富” 太当回事。一笑而过，细细品味一下，甚至还会让人有一丝丝的隐忧与苦涩。

首先，就算是傻子也会明白，我们这个全球排名第二的总量，如同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一样，如果被“人均”一下的话，其排名别说是在全球，就算在亚洲也根本排不上号。因为虽然国民财富总量大，但是我们的人口总量更大。中国人口总数高达14亿，美国人口不到3亿多一点，日本人口不到1亿多一点，中国虽然比以前强多了，但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除了总量全球第二富并不等于人均第二富之外，更应该看到这个全球第二的财富，其聚集度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流向过度集中，财富品质有待提升。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5月，中国内地千万高净值人群数量约134万，虽然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放缓，高净值人群增速不减。波士顿咨询公司曾经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财富的聚集程度很高，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虽然这个数字值得商榷，但是我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数据显示，我国现阶段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74，远远越过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同时也表明我们的国民财富已高度集中于少数群体。

就像有人所说，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广泛地藏富于民，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多少不等的财富，而不是让巨额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我觉得在“全球第二富”之后，我们理应清醒而理性地面对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在量变之后，如何提升财富品质，如何实现财富的质变，也就是如何让国家的财富集中在最大多数人的手中，而不是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就像我们的经济发展和GDP总量，在成为全球第二之后，放缓增长步伐，转方式，调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财富的增长、积累和占有，同样也需要转方式、调结构，同样也需要一个由量到质的飞跃和蝶变。这是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总之，对于“2016全球10大最富裕国家美国居首中国第二”这样的好消息，我们大可一笑了之，千万别沾沾自喜，太当回事。在有了总量的保障，有了“量变”之后，更应反思如何通过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制度安排，缩小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进公共福利和福祉，消除国人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中产”起来，让最大多数的人富裕起来。只有这样，当我们成为全球最富裕国家的那一刻，我们才会快感无限而忧伤消失殆尽。（石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