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指出：“红军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p>

正是伟大的长征精神，成就了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也正是因为有长征精神，长征的故事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构成当代中国最激荡人心的集体回忆。

《飞夺泸定桥》 油画 上海大学美院创作组

《过草地》 油画 上海大学美院创作组

《激战腊子口》 油画 上海大学美院创作组

坚定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在艰苦的草地行军中，从将军到士兵，从老革命到红小鬼，都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坚信革命必然胜利的精神，同各种艰难险阻作着顽强的斗争。

红三军某连的炊事班共有9名战士。进入草地后，为使全连同志有热水喝、有热水烫脚，炊事员轮流挑着那口沉重的铜锅。一个炊事员倒在锅旁，第二个炊事员含泪挑起锅，继续走下去。一个、一个……炊事班的同志都倒下了。

来自江西石城的小宣传队员郑金煜，在刚开始草地行军时，精神抖擞，不知疲倦，讲故事，唱山歌，柴火拣重的背，工作拣难的做，但进入草地不久，他突然发高烧，病倒了。尽管团政委杨成武把马让给他骑，大家把干粮均给他吃，但他的病情还是恶化了。临终前，他声音微弱地说：“希望党的路线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饥饿时时困扰着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成为草地行军中最大的威胁。进入草地前，各部队虽然开展了筹粮工作，但在川西北贫瘠之地，很难筹到粮食，有的部队甚至只筹到两天的干粮。进入草地后，红军战士身上背的一小袋青稞麦粒麦粉就成了救命粮。尽管红军战士们视粮食如生命，尽量节省，但行程未过半，有的部队即告断粮。为维持生存，战士们不得不在草地里寻找野菜来充饥，草根、树皮、皮带等可以吃的几乎全部拿来做食物，甚至于烧点开水充饥。红军战士们一面忍饥挨饿，一面还要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不少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们也时常受到天气变化的侵袭。8月的草地，白天最高气温可达摄氏30度，一到夜间，气温骤降至零度左右。红军战士们内无果腹之食，外无御寒之衣，饥寒交迫。到了宿营地，大家找一块比较干的地方，背靠背地互相用体温取暖。虽然饥寒交迫，但是战士们有着必胜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有着乐观的精神。每当夜晚来临，到达宿营地后，大家总要点起篝火，驱赶行军的疲劳和寒冷。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有的吟诵自己编的顺口溜和诗歌，好像忘记了疲劳和饥寒。簇簇篝火，映红夜空，映红红军战士兴奋的脸庞。阵阵歌声，流淌着战斗的音符，冲破长夜，汇成一曲曲雄壮的大合唱，震撼着大家的心灵，激励着大家的斗志。

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红军长征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是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1934年7月，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根据地形势极其严峻。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先遣队，于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经艰苦转战，11月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

刘畴西、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一路北上。蒋介石在赣东北设下层层埋伏，对红十军团形成层层包围之势，组成多路“搜剿”队，纵横穿插，把红十军团主力分割成数段。红十军团经过长途行军，疲劳作战，加上缺弹少粮，伤亡不断增加。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顽强战斗，坚持与敌人斗争，终因众寡悬殊，大部分壮烈牺牲。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先后被捕。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一支由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拥挤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走走停停，行动十分迟缓，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由于军委纵队行动迟缓，后卫红五军团及后面的红八、红九军团无法及时渡湘江，担任两翼掩护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敌人展开激战，付出了极大牺牲。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听说抓到红军师长，要抬着他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激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为此也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只有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党和红军才由此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红军渡过湘江，翻越老山界后，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县境内召开紧急会议?；嵋榈闹行囊樘馐茄芯拷饩鑫；榭鱿潞炀男芯废吆驼铰苑秸胛侍?。在会上，李德坚持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提出了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主张在川黔边创建根据地。短促的通道会议，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而此时，蒋介石对红军作战的重点，仍然是防范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如果继续北上与湘西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必然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其后果不堪设想。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嵋榈闹行囊樘猓谴永仙浇绫憧颊?、通道会议仍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争论十分激烈，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嵋榻邮芰嗣蠖囊饧?，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嵋榛咕龆ǎ骸肮赜谧髡椒秸?，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抢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进抵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位于遵义城的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举行。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按照会前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周恩来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能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嵋槠战粽偶ち?，每天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做出重要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党独立自主地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是红军长征精神转化为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红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重要特征。

1935年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在右路军进入草地期间，左路军先头部队于8月21日占领四川阿坝地区。张国焘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完全不顾左右两路分兵北进的主张。到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命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

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从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报告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与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驻地阿西，与在此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9月11日，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军委纵队等部继续北上，于当晚陆续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当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0月5日，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许多干部、战士要求北上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经过党内共同斗争，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另立的“中央”。

正如来自美国的革命友人斯诺先生曾经指出的，红军北上的方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次英勇远征的胜利结局。一方面，它使每一位红军官兵坚信自己正在走向抗日前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这有助于他们把一次可能会是士气低落的撤退，转变成一次精神振奋的胜利征程。另一方面，这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战胜张国焘无视抗日大局、企图偏安川康、另立中央的强大政治武器。对于分裂势力的斗争与胜利，集中反映了党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探索前进，正确的方向越来越明晰。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外部条件和力量基础。

1934年10月，江西雩都（今于都）河边，送行的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来到各个渡口，涌上桥头，给红军将士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顶顶斗笠，与红军指战员依依惜别，企盼着亲人一路平安，早日归来。红军将士们一步一回头，挥泪向送行的苏区父老乡亲告别。无数的火把将河水映得通红，映照着出征队伍远去的背影。歌曲《十送红军》的渊源就是流传于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众多民歌之一，生动而真挚地表达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不舍、牵挂和期盼胜利归来的心情?！扒Ь蚵斫险?，十万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是当时军民难舍场景的真实写照。

当时雩都河上没有桥，沿岸的百姓听说红军要渡桥，为架浮桥支援红军渡河，几乎把家中所有的木板、木料，甚至于留着为老人做棺材的寿木都捐献出来。最后，大家共找来800多条船架成浮桥。雩都百姓还帮助安置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为红军送去5000余名新兵，参加运输队、担架队，跟随红军走上漫漫长征之路。

兴隆镇、单家集是回民聚居的地区。这里山大沟深，消息闭塞，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在红军到来之前，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宣传，群众对红军存有怀疑和恐惧心理。当听到红军要来的消息后，村里的青年、妇女都纷纷逃进深山。

一向重视群众工作的红二十五军军政委吴焕先，在部队进驻之前，专门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在部队中专门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群众纪律教育，介绍回族民众的宗教信仰、生活特点和风俗习惯，教育部队要团结和发动回族兄弟共同抗日。同时，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注意回族的风俗习惯，注意要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和不准在回民面前说猪等。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兴隆镇。红军干部和战士不仅严格遵守纪律，还主动帮助回族群众扫院、担水、干活，向回族群众宣传红军对待回民的政策，宣传回汉军民团结，共同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军医院的医护人员热情为群众治病，院长钱信忠为一腹胀病患者扎针治疗。红军以实际行动揭穿了敌人的反动宣传，很快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躲进深山的回族群众陆续回到村里，“红军好”的消息迅速传遍兴隆镇、单家集等附近的回民村镇。当地一个回族老人捋着胡子说：“我的胡子都白了，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仁义之师！”许多回民群众还积极为红军做事。当地有两位回族妇女，提着馒头，拎着汤罐上山，为山顶上的红军哨兵送饭。

红二十五军严格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铁的纪律，给当地回族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刈迦褐谏钍芨卸?，当红军离开兴隆镇时，全镇男女老少齐集街头，敲锣打鼓，在道路两旁摆设香案、茶桌、果品，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行。

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作者石慧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干部；李颖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