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对于公民身份证明可以证明和有关部门可以核实解决的20类事项，不必要求群众再去派出所开具证明了。这是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遏制各类奇葩证明,解决群众办事难，值得点赞。

长期以来，一些群众始终处于“人在证途”的状态，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经常出现用一个证明去证明另一个证明，最终很可能就被要求办理“我妈是我妈”“无犯罪证明”等各种奇葩证明。这些证明之所以被冠以“奇葩”的标签，是因为它们很多时候让当事人摸不着头脑，甚至连有关政府部门自身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具。说到底，奇葩证明是奇葩要求的产物，它既是权力的衍生品，也是推卸责任的附庸品。

现实生活中，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掌握的审批办理权可能并不大，但“手中有权，心中不慌”，他们对群众上门推三阻四，对办事办证爱搭不理，时间久了，对权力依依不舍的情结根深蒂固，即便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也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范围。一边是权力带来的所谓优越感，另一边往往就是缺乏对日常业务的钻研，以至于当真正需要为民服务时，要么没有规范可循，要么是不熟悉规定程序，于是努力在“依法必须作为”和“确保不担责任”之间找到所谓的平衡——出于“唯证明”的行政管理思维，要求群众开具奇葩证明。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对百姓负责的事情，就是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手持的权力，实质上是群众依法赋予的，其根本目的在于为群众服务。当前之所以会出现奇葩证明，本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权力观在作祟。也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公安部等12部门以人民为中心、以改革之精神，努力扭转当前一些地方和领域的不良局面，特别是通过《意见》，既让基层派出所知道“开不开证明”，更让群众明晰“什么时候可以不去派出所”、“需要开的证明找谁开”等一系列问题，让群众可以依法对“奇葩证明”说不。

《意见》出台只是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的一个开端。群众办证办事的事项还有很多，亟须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一个现代法治社会，到底需要保留、增加和减少哪些证明，不能单纯依靠碎片化、情绪化的公众表达来回答，而是需要通过全局的高度、法治的方式予以厘清和明确，并且主动告知公众。如今，中央作出一系列部署，提出了诸多规范性意见，关键还在于地方切实行动起来，对于奇葩证明的治理，亟须先从“奇葩要求”着手，只有各地党委政府按照“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加大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监管力度，依法惩戒人为“想当然”“设卡添堵”等，才能为政府“简政”和百姓“减证”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此外我们还看到，很多所谓的证明只不过是存在于各部门业务平台里的公民基本信息，但由于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互不开放，这就造成群众不得不“跑断腿”。各部门应做好政策衔接和信息共享，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从源头上减少群众开具证明的需求。（张 洋）

《 人民日报 》（ 2016年08月17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