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集中性的产业集聚模式和企业扩张模式，不再成为必然趋势，同时大量涌现“小而美”、智能化、便捷化、友好型的产业与企业形态。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或许能够缓解一系列现代化顽疾。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1.956万亿元。预计未来五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市场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应该说，分享经济正是新经济的典型代表。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初答记者问时指出，“新经济的覆盖面和内涵是很广泛的，它涉及一、二、三产业”。虽然新经济的范畴和边界并不泾渭分明，但究竟“新在哪里”，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窥豹一斑”。

首先，是新的资源配置模式。进入新世纪之后，互联网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经济与社会组织结构，对于信息采集、处理、交换带来深远影响，逐渐对诸多行业的生产与商业模式产生冲击。这不仅使得剩余资源的使用效率、使用方式变得更丰富，抑制了资源价格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使得消费者主权得到进一步提升，通过“使用权”而非“拥有权”的交易，就能够更好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是分享经济的价值所在。

其次，是新的技术内生动力。新技术是促进增长的源泉，所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根本也在于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我国近年来虽然技术进步加快，但与大国地位仍有较大差距。如国际电信联盟对2015年度全球ICT（信息、通信和技术）发展指数的排名中，我国居第82位；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对全球139个经济体的信息技术水平进行评估，我国居59位。提升市场内生和“自下而上”的技术创新动力，已成为新经济的重中之重。

再者，是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或许逐渐改变了原有的产业架构与企业边界。这一新经济时代逐渐体现为创客时代，此时，大规模、集中性的产业集聚模式和企业扩张模式，不再成为必然趋势，同时大量涌现“小而美”、智能化、便捷化、友好型的产业与企业形态，大企业或许通过“外包”而化整为零。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或许能够缓解“大城市病”、资源消耗与浪费等一系列现代化顽疾。

还有，是新的消费与就业模式。后工业社会的难题之一便是就业压力增加，因为传统经济带来的就业效应逐渐弱化。包括分享经济在内的模式，可以在全新的交易活动中拓展就业场景，增加居民业余收入。同时，也可以使得众多消费方式更加轻松，使诸多领域的供求链条缩短并节省时间，间接增进国民福利。

最后，是新的制度规则探索。新经济的探索往往会触及制度模糊或空白地带，而且与传统经济之间也可能出现各种摩擦和冲突，更有可能被机会主义者所滥用而备受损害。对此，新经济要走向健康发展，最终还要落到新制度规则的完善上，或者是以外力带来与传统规则的妥协和改良，从而保障走向各方共享、共赢的经济发展格局。（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