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调研表明,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比例过低,全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的比例不足30%,有的省甚至仅为12%。全国律师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不足3件,且其中还包括法律援助案件。原因何在?

一是与我国现阶段侵犯财产犯罪案件在犯罪案件总量中居多有关。在我国刑事案件总量中,侵犯公私财产犯罪(诈骗罪、抢夺罪、抢劫罪等)案件多年来一直占到80%以上。其中盗窃罪案件占到犯罪案件总量的60%以上。这类犯罪的主体社会地位一般不高,很多人因经济收入拮据不愿或不能聘请律师；这类犯罪事实比较确凿,案情相对简单,犯罪主体容易认罪,因此,不太愿意聘请律师；这类犯罪的案值(除抢劫罪是行为犯,不计案值外)一般难以达到数额巨大、可以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案值标准,而我国的法律援助长期以来是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方可申请法律援助。一般来说,严重侵犯人身权益的刑案,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很少,而占据犯罪总量80%以上的侵犯财产案件容易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这也降低了此类案件对于辩护律师的需求。

二是律师辩护的风险较大。刑法第306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是高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剑。此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都可构成此罪。一旦当事人或证人在庭审时所作的陈述与之前不同,就可能引起有关方面不满,继而可能采取某些手段再次使得当事人或证人变更陈述。在此情况下,现在的刑事律师几乎不会亲自去调查取证,一是取证能力有限。二是不敢取证。当事人亲属有什么证据提供的话,律师也都是让其直接交给侦查机关,避免直接接触证据,因为有不少律师因疏忽、经验不足而栽在证据上。

三是执业环境不理想,辩护成功率低。由于长期以来公、检、法之间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庭审无法实质化。在某些地方,公安在侦查阶段不会向律师出示他们所掌握的证据,案子什么时候移送检察院也不通知律师,这个阶段能做的工作就是会见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能做的就是复印案卷材料,想找承办检察官反映辩护意见,常常是没人理你,案件什么时候移送法院也不一定会通知律师。检察院和法院给律师复印的证据材料也不会全面,且往往是在离开庭只有很短的时间才给律师,没有充足的时间让律师收集反驳证据,到工商、银行等部门取证也非易事。在审判阶段,往往定好开庭时间后只提前3天通知辩护人。导致很多律师的辩护意见就是自首、偶犯、初犯等等,换个犯罪嫌疑人的名字一样能适用。上述情况在经济发达地区相对好一些,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较为严重。

四是容易与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发生矛盾。委托人只希望尽快把人放出来,把能否达到此目的视为这个律师是否有能力及尽了力的标志。事实上律师很难达到委托人的这个不合实际的要求,但他们不会认真接受律师的合理意见和解释,于是一旦不能得到这个判决的结果,他们就会向律师发难,甚至向有关部门投诉。

五是律师的刑辩成就感较低。这主要表现为律师难有工作业绩和刑事案件普遍收费偏低。往往是刑事律师穷尽了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发现了案件中的疑点,最后被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轻易用事后补充的证据给抵消了。能够在辩护中最终达到自己目的的律师,凤毛麟角。又有相当多的委托人知道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并不大,很多家属只是请个律师参与会见,传递一下信息,因此即使他们有能力也不愿意支付过高的律师费。

综上可知,我国刑案律师辩护率较低,主要是目前侵财案件较多和律师职业环境不够理想两类因素所致。解决之道主要是改革司法体制,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做到庭审实质化；建立必要的律师履职责任豁免制度；扩大刑案法律援助范围；提高对刑案律师辩护重要性的认识。要树立没有律师辩护的重大刑案,是不公正的审判的现代法治思维。在我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中,涉及律师辩护权的就占了两项,一是第二项所规定的“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倍堑谒南钏娑ǖ摹俺鱿苌蟛⑶鬃蕴孀约罕缁せ蚓伤约核≡袼稍斜缁ぃ蝗绻挥蟹稍?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在切实提高刑案律师辩护率的前提下,再来考虑进一步完善制约律师滥用权利、践踏职业伦理的制度。（郝铁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