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上海７月１０日电题：时隔４个月ＣＰＩ重回“１时代”　食品价格影响上半年ＣＰＩ前高后低

新华社记者陈爱平、袁军宝

国家统计局１０日发布数据，６月份ＣＰＩ同比上涨１．９％，时隔４个月后重回“１时代”。受猪肉价格涨幅渐缓和菜价先扬后抑影响，上半年我国ＣＰＩ上涨２．１％且呈现前高后低走势。专家预计，下半年我国物价仍将保持温和上行态势，为宏观调控留有充足空间。

食品非食品价格涨跌互现，影响６月ＣＰＩ重回“１时代”

食品中肉菜价格“此消彼长”，食品价格与非食品价格涨跌互现，综合作用下，使得６月份ＣＰＩ同比上涨１．９％，涨幅较前一个月缩小０．１个百分点，时隔４个月后重回“１时代”。

猪肉价格仍然是推动ＣＰＩ上涨的主要因素。从同比看，猪肉价格上涨３０．１％，影响ＣＰＩ上涨约０．７１个百分点；从环比看，猪肉价格上涨１．１％，影响ＣＰＩ上涨约０．０３个百分点。

不过，记者从上海、山东等地了解到，猪肉价格的涨幅较前月已有所缩小。根据上海市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数据，今年６月份猪肉批发均价首次环比下降，为每公斤２４．８３元。

卓创资讯生猪行业分析师刘丽介绍，随着前期生猪集中出栏，屠宰企业顺势压价，加上天气变热消费趋淡，猪肉价格进入调整期。

而鲜菜、鲜果价格环比明显走低，从环比来看，鲜菜、鲜果价格分别下降１２．５％及２．５％，影响ＣＰＩ下降０．２９个百分点及０．０４个百分点。

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价格指数中心经理隋玉美介绍，６月份鲜菜价格下降明显，一是因为６月份为鲜菜生产和供应的旺季，各地量大、货源多；二是因为天气开始炎热，蔬菜容易腐败变质，销售者会选择调低价格来增加销量。

此外，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介绍，６月份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０．２％，影响ＣＰＩ环比上涨０．１６个百分点。暑期临近，出行人次增加，飞机票、旅游价格环比分别上涨３．８％和２．１％；另外，西药、中药和医疗服务价格环比分别上涨０．８％、０．５％和０．３％。

上半年ＣＰＩ上涨２．１％，食品价格是拉动主力

统计显示，上半年我国ＣＰＩ上涨２．１％，食品价格在其中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

受到前几年价格低迷的影响，猪肉价格在今年上半年延续“报复性”反弹走势，上半年价格同比上涨２８．２％。在猪肉价格的影响下，上半年ＣＰＩ涨幅较去年下半年明显扩大：１月份ＣＰＩ同比上涨１．８％，尽管是今年上半年低点，但较去年四季度涨幅明显扩大；而自今年２月份起，ＣＰＩ同比涨幅连续３个月为２．３％，这也是上半年物价最大同比涨幅。

在季节性因素影响下，鲜菜价格在今年春节前后出现明显上涨，尤其在今年２月份，菜价环比涨幅创下２００８年３月以来月度最高涨幅，带动当月ＣＰＩ环比上涨１．６％，这一涨幅成为上半年ＣＰＩ环比最大涨幅。随着鲜菜价格回稳，３月份起ＣＰＩ环比由升转降。

另一方面，非食品价格中，服务类、文化旅游类、中西药等价格呈现上行趋势。

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看来，中西药、医疗服务、旅游等价格的上涨，显示出中国居民消费已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变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居民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改善。

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干春晖评价，从中长期的视角，中国经济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的“大国经济”具有“韧性”及“惯性”，尤其是消费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灾害或致未来食品价格波动，大宗商品上涨将传导至消费价格领域

展望下半年，业内人士认为我国物价将仍维持在温和上涨水平，但下半年国际大宗商品大幅上行或将逐步传导至居民消费价格领域，连续降雨等灾害天气也可能导致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由于我国货币政策总体稳健，下半年货币流动性进一步推高ＣＰＩ的作用有限。

从具体商品价格趋势来看，上海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２０１６）预计，今年下半年猪肉价格上涨的空间有限。同时，考虑到２０１５年下半年逐渐上升的价格的基数效应，预计２０１６年下半年猪肉对ＣＰＩ的影响相对于前５个月有所下降。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国际大宗商品大幅上行，将影响国内工业上游的资源能源等输入端价格回升，推动工业领域价格上行，并在未来逐步传导至居民消费价格领域。

专家同时提醒，随着夏季临近，多地受到连续降雨及洪涝灾害影响，这可能会使得食品价格尤其是鲜菜价格季节性上涨，在推动ＣＰＩ涨幅季节性扩大的同时，影响消费者的心理。应及时做好价格监测预警，保障与老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肉鱼蛋菜价格供应，平抑物价季节性波动。

专家分析认为，温和通胀将为我国宏观调控留有充足空间。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钱军认为，前期稳健货币政策及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正在持续显现。未来我国应继续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工具应注重定向、有效；同时，我国亦应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结构性减税、减费政策，更好地帮助企业降成本。

干春晖建议，一方面，不断满足我国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动相关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补齐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短板”，从供需两端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