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民李某，因“无证无照”大量非法收购玉米，涉及金额21万元，被当地法院判决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

此事日前经报道后，引发轩然大波。很多网友大跌眼镜，误以为穿越到1986年那个打击“投机倒把”的年代。也有人认为，应坚持“违法必究”，既然《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收购粮食应该取得行政许可，李某没有取得许可就收购粮食，当然是违法的。

但是要追问的是，收购粮食必须取得行政许可，这是否合乎改革本意？通过刑法追究李某这样的“小粮贩”，是否固化了粮食系统的行政垄断？就个案来说，李某收购百余吨玉米的行为，即便行政违法，是否应该上升到刑事犯罪的高度？

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当年制定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虽然写道：“国家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却仍留了个尾巴：“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

哪怕在2013年以来经历了若干轮“放权改革”，收购包括玉米在内的粮食应取得行政审批，仍没出现大的松动。今年初《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修订后，也仅顺应公司登记制改革的大趋势，将之前的粮食收购“先取得许可证，后办执照”，改成了“先办执照，后取得许可证”。

应看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粮食的“统购统销”是僵化的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在改革开放后，粮食统购逐渐瓦解。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的“全面放开粮食收购”改革愿景，至今没能实现，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粮食系统部门利益太根深蒂固。

现实中，“粮贩子”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中国农业的分散化经营及粮站收购标准比较高（如对粮食的容重、水分的要求很高），一直存在所谓“卖粮难”问题。这就产生很多“粮食经纪人”“粮贩子”，农民可以在村头直接把粮食卖给他们，虽然价格低点，但不需要反复晾晒、去杂质。这对农民、对粮站都大有裨益。

本质上，“粮贩子”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也难冲击、破坏中国的购粮秩序，即便违反行政法规，小规模的无证购粮，在刑法意义上也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应认为是犯罪。就李某无证购粮行为而言，他是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粮食卖到了杭锦右旗的粮站，赚个价差。追逐这种“价差”，就像当年改革初期“杨百万们”一样，其实符合市场逻辑，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却由于不合理的制度承受了“罪化”的代价。

对于这些粮贩子动辄追究“非法经营罪”，只是在固化陈旧、低效的粮食垄断经营。而在所谓“粮贩子”其实广泛存在的现实之下，相关执法很难是“一律化追究”，应警惕选择性执法，成为粮食部门固化自身利益的手段。

因“无证购粮”获罪，跟时代的进步诉求格格不入，已然是个黑色幽默。粮食系统本身的行政垄断经营，本就该尽快打破了，再用“非法经营罪”去强化这种不合理的行政垄断，更是问题重重，这类做法也应尽早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