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不只是百姓心态日渐成熟，少了红眼病，更因拉开收入差距，恰恰是国企分配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符合公众预期。其一，高管收入越来越公开透明，让公众豁然。长期以来国企收入不公开，公众早就啧有烦言。不是好奇心特强，关键在于国企就等于国资，属于全体国民。作为公民、纳税人，有权利知道国企的经营情况，有权利对其利润分配实行监督，自然就有权利对高管们的收入知情。也唯有知情，才能监督。眼下，高管的收入情况，公众则可以从不同渠道知悉。48家央企总经理收入榜单，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年报显示的高管年薪，无疑有利于公众的知情与监督，自然会免除对其分配不公的疑虑和猜忌。

其二，高管收入差距拉大是绩效挂钩的必然结果，让公众释然。让公众所广为诟病的还有国企高管的分配长期负盈不负亏。企业有利润，管理层收入高高在上，远远超出普通职工的十数倍，且旱涝保收，即使亏损严重，收入依然不减，造成了国有资产实质上的流失。中海油有个陈同海，企业亏得一塌糊涂，照样拿数百万乃至千万的年薪，甚至奢侈挥霍，简直就是个败家子。当然，要放在当下陈同海的高薪想都别想。因为现今按企业经营绩效和行业发展情况，给央企高管市场化定价。绩效挂钩了，高管与企业效益捆绑在了一起，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比如，去年效益欠佳的能源、银行等行业的央企上市公司，高管的收入均有所下滑。中国神华能源总裁韩建国的年薪，已从2014年的123.84万元，下降到去年的73.1万元。根据年报显示，金融业的高管们年薪较2014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有的降幅已超过50%。两大石油企业总裁的年薪也几乎被“腰斩”。从分配制度的市场化程度上，至少让国资的所有者，对国企的发展看到了一线希望。

其三，让职业经理人“先富”，让公众欣然。从榜单看，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去年薪酬高达637.3万元，位居第一；收入最低者为云南铜业总经理高贵超仅为6万元。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原油价格屡创新低，金融外汇市场波动等大环境下，中集集团2015年仍实现了营业收入586.86亿元的骄人业绩，更因为麦伯良为职业经理人。而后者为中管干部。前者则不受中央“限薪令”的限制，年薪“不设上限”，得以更加市场化。

所谓职业经理人，实为“临时工”，其聘任关系终止后，一并解除劳动合同，自然要回到人才市场，充分体现“市场化来，市场化去”的原则。给予他们高薪，自然也是其职业风险的应有回报。职业经理人制度，恰恰是与市场化接轨的根本路径之一，是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在国资委下一步着力推进的“十项改革试点”中，与薪酬改革紧密相关的就包括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等多项改革试点。

让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人担纲，对于中国国企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