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否认在人口日益多、土地日益少的中国进行丧葬改革的积极意义。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将丧葬传统从一个“社会体系”中剥离出来，单独对它进行“鞭之策之”；应该重视的是对这个社会体系整体的提升和发展。

曾经轰轰烈烈的周口平坟运动，以“中原平坟第一人”商水县朱集村前支书朱伟在今年3月辞去全国人大代表“尘埃落定”。这场“移风易俗”的反传统丧葬运动，夹杂着荣誉、仕途、金钱和口水，早已狗血淋漓不忍卒读。对于社会治理来说，“平坟运动”只是增加了社会的“熵值”，混乱、无序、一地鸡毛；对于基层群众而言，则是“挖坟掘墓”、“生离死别”的锥心之“殇”。

“熵”与“殇”道尽了这场运动的结果，无论对于地方政府还是民间，都是输家。移风易俗与传统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张力？周口市的“平坟运动”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传统是什么？传统是由一个较稳定的社会体系产生的风俗、习惯与禁忌。这个社会体系大概包括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和宗教信仰之类，传统就在这个体系中相摩激荡、调适而成。传统譬如树木的枝条，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杨柳依依”，忽略“依依”背后的树根、树干。我们也容易“一叶遮目”，折柳送别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才知道传统背后的东西，所谓“根深而叶茂”、有本才能知末。

在诸多传统中，丧葬大概是最具“惰性”、最难改革的一种。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中国的丧葬，他发现当下内陆中原的丧葬礼仪与汉代相差不大。这其实并不难理解，重农的汉代与当下中原农村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土重迁”、“敬天法祖”、“视死如视生”、“不毁发肤”、“入土为安”等带有儒家色彩的丧葬礼仪，经两千年而仍在生存与播迁。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一带的丧葬仪式不是没有发生过变化。譬如少数民族内侵，汉地衣冠南渡，为免凌夷，将先祖遗体火化收纳于骨灰罐以便携带的比比皆是。少数民族因为游牧的生活方式，丧葬往往不树不封，但在进入内地后，一定要模仿汉家的陵寝丧葬制度。这些移风易俗的前提是，原来的社会体系“王纲解纽”、“社会重构”，大家只能“礼失求诸野”，将就罢了。但将就时间一长，便形成了新的传统。

传统是一个较稳定的社会体系产生的风俗、习惯和禁忌，它往往是生产力不发达的产物。所以传统往往是一个事实陈述而不能进行抽象的价值判断，它可能不真、不善、不美。因此，有理想者往往有改造它的冲动。譬如被近代启蒙思想家批滥的汉地妇女“裹小脚”陋习——作为满人的康熙皇帝都觉得不可思议，意图改革，但不了了之，因为这是和农业社会、“遗传本能”和儒家的“贞烈观念”相伴而来的审美习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工业化和义务教育的实现，“小脚”早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但“高跟鞋”、“丰乳肥臀”却成为工业时代的新传统。

不能否认在人口日益多、土地日益少的中国进行丧葬改革的积极意义。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将丧葬传统从一个“社会体系”中剥离出来，单独对它进行“鞭之策之”。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对这个社会体系整体的提升和发展。如果真正实现了费孝通老先生设计的城镇化，传统丧葬可能也就该进入博物馆了。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儒家治民曰“养之”、“教之”。理政者当按捺住“冲动”、“戒急用忍”，庶几近乎大禹治水之“疏导”之道。

时在清明，我的一位老乡正忙着给他亡故的父亲找陵园寄存骨灰。老人的遗愿是回家“入土为安”，可老乡却说，“大家都这么忙，哪有时间经?；厝ゼ郎?？”看，这就是城市化的力量。

□周山仁（山西大学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