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供给侧改革在美国里根政府与英国撒切尔政府时代都曾开展过，而且最终的成效也不小，但中国有自己特定的经济制度与经济结构，同时供给侧改革还涉及到诸多利益主体，这样，无论是供给侧改革的加法和减法，真正做起来可能比国外要难得多。为此，必须有鲜明的改革观念做向导，并依托有效的政策保驾护航。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应当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行动指导。表面上看来，“五大发展理念”呈现出的都是“加法”，但也隐含着更多的“减法”之义。不扶优汰劣，创新就无从谈起；不减税降费，协调与共享就成为空话；不简政放权，开放与绿色就流于形式。按照“五大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必须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和有效落实“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要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加快改善生态环境，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壮大分享经济等新经济躯干。

从理论上分析，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调控实体经济过程之中从来就是互相匹配和策应的，故此，以结构性调整为主旋律的供给侧改革所实施的加法和减法自然就离不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支持。从现在来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我国都还有很大的伸张空间。在财政政策方面，尽管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但赤字率依然没有超过国际“警戒线”；在货币政策方面，尽管今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但无论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准备金率，还是再贷款等，各类货币政策工具都还有继续发力的余地。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财政增量资金必须精准发力，将有限的财源真正用于“补短板”和“惠民生”之上；同时增量货币应当充分应用于实体经济，在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经济领域定向突破。

改革与风险相伴，扰动与前进共生。任何一个领域出现险情，都会掣肘与阻挠供给侧的改革步伐。从目前来看，国内银行金融机构不良率显著回升，国有企业与政府的杠杆率明显放大，股市经常性地发生异常波动，一线城市房地产投机氛围超常严重。为此，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形成综合性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另外，供给侧改革的“减法”可能会引起转岗、换岗以及失业等阵痛，处理不好容易引发社会风险。虽然中央财政特地安排了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用于职工分流安置，但由于再安置的基数非常庞大，仅全国钢铁和煤炭行业就有180万之多，其中有可能因为资金的挪用以及发放不均等问题产生新的冲突。为此，需要提高财政资金投放与使用的透明度，加强全程监管与跟踪，同时廓清财政安置渠道、企业自身安置渠道以及社保辅助渠道的职责与关系，以促使优抚支持政策的多头并举和平衡发力。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已经清晰，任务已经明确，只要我们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保持锐意创新的锐气，具有蓬勃向上的朝气，必能打赢这场硬仗，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