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迁至山城后，历届参政会中的进步参政员，经常聚首于特园。沟通情况，交换意见，磋商国事，探讨大计，酝酿提案，起草文件，很少间断过，特园无形中成了参政员们的“俱乐部”。参政会的历届秘书长、副秘书长，经常出没于特园，这又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办公场所。

1938年12月23日，汪精卫叛国投敌，震惊中外。

翌年1月3日，张澜会同黄炎培、梁漱溟、江问渔、冷御秋等，在特园起草宣言，声讨汪精卫，但国民党禁止各报发表。最后，这份宣言通过鲜英，在《新蜀报》独家发表了，形成大后方公开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罪行的先声。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接着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些消息通过特园这个信息平台不胫而走，引起社会的关注。6月12日湖南“平江惨案”发生，国民党严禁报纸报道惨案真实情况。参政员则将报告印成书面文件，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这就突破了国民党的信息封锁，在大后方激起了公愤。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张澜曾当面诘责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并要求取消反共政策，使蒋介石窘迫不堪。

1939年秋，梁漱溟从抗日前线视察返渝，寓居特园，在特园向重庆各界汇报前线国共摩擦的情况，深表忧虑，其时适值国民党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梁漱溟、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参政员事先在特园商定，在参政会上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统治，以集中举国力量于抗日大业。11月23日，梁漱溟在特园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晏阳初、光升等国共以外党派和无党派中的知名人士20余人相继参加。11月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陈述该会为从第三者立场上拥护《抗战建国纲领》，“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蒋介石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该会成立。

1940年，统一建国同志会举行多次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大都在特园举行。当时国际形势颇为紧张，国内的国共摩擦有增无减。与会者“坐而论道”，也曾将所“论”的意见向当局进言，可是从未受到过当局的重视。这样一来，与会者深感失望，出席率日渐减少，终于使座谈会难以为继。待到同年冬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发出“皓”、“齐”两电，导致国共问题的尖锐化。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皆认为调解国共纠纷，必须有第三者的立场和主张，于是从12月开始，在特园多次集会，酝酿筹备新组织的问题。

在1940年内，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秦邦宪都曾在特园为各界人士讲解时事和中共的政策。特别是在8月的一次集会上，周恩来讲了中共的团结政策，强调“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的道理。这就启发了各界人士深明大义，因而深受教育。

这样的集会，经常在特园举行。甚至中共内部的某些集会，也来特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