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华商报》报道，近日，陕西宝鸡一水电站员工在水中发现一具遗体，不但没有第一时间报案，反而将遗体绑在渠边多达数日，寻找家属索要打捞费，最后家属支付了1500元。12月11日，家属指责水电站没有及时报案，耽误了警方的最佳破案时间。（《京华时报》12月13日）

“挟尸要价”、“绑尸要价”之类事件的频发，让人唏嘘不己。几日之前，四川攀枝花出现地方渔民“挟尸要价”事件；这几日，陕西宝鸡又出现水电站工作人员的“绑尸要价”……在2015年年底，此类事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功”挤占媒体版面，也成功为新的一年提出了一个几乎就要沉没的社会难题：来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我们该如何终结此类事件？

当然了，具体到陕西宝鸡这起事件，恐怕还有一些更恶劣的情节。比如，水电站工作人员有政府或国有的背景，似乎比一般渔民“挟尸要价”更恶劣，至少在职业道德与工作责任上都更应该受到责备；再比如，水电站工作人员在打捞上尸体来之后，发现了死者的身份信息，但没有及时报警立案并联系家属，有破坏案发现场的嫌疑。

但是，单纯拎出陕西宝鸡这起事件，放在我国所有“挟尸要价”此类事件中，过多的强调政府或国有背景，区别开公职与自由人员，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当下我国应该致力于针对所有的“挟尸要价”事件，进行一些制度方面的补救，而非区别开不同群体人员进行不同的道德评判。

需要说明的是，五年之前，《挟尸要价》组照获得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大奖；两年之前，《挟尸要价》拍摄者张轶生因病去逝。张轶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希望人们关注“高价捞尸”现象，尽早建立溺水救助或遗体打捞制度，杜绝暴利环节。非常遗憾的是，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挟尸要价，在我国仍然是一种“生意”，仍然充满着铜臭味；尸体得不到安放，仍然经常性发生在这个最强调入土为安的社会中。这个时候，建立遗体打捞制度的生前良言，也应该引起正视了吧。

、更要明确的是，如果救助制度缺失，进行一味的道德谴责，总是显得单薄无力。一方面，从法理上讲，打捞尸体这样的事情，在所有的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对工作人员、渔民作出法定或约定义务，是属于“无因管理行为”，因此，向左是敲诈或勒索，向右可能就是对义务劳动的补偿，换言之，对这种行为，法律没有明确的界限；二是，从“市场”角度讲，主动要价也好，双方协议价格也罢，都有先前案例可以拿来参照——每条河段、每片湖面都可能有约定俗成的价格，而且，打捞者、看管者确实付出了一些精力和成本，付一些劳务费，而只要不是天价，似乎又是在情理之中。

常识需要重申，弥合道德漏洞的最好方式，永远是用制度去作出规范、约束和引导。用制度的良知，去引导公共道德建立良知，并为公共道德划定一条红线和底线。对“挟尸要价”现象而言，必须要建立相应的遗体打捞制度，尤其是对于溺水救助，更要进行一定的约束和规范。

具体来说，遗体打捞制度中，可以对“打捞费”限定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引导打捞行为向好人好事方向走，也要让“打捞费”变成“感谢费”或“看管费”；还可以规定什么样的条件下必须要报警，比如，死者身上要有明确的身份信息时必须报警，如果不报警就是违法行为，就要接受处罚；如果没有明确的身份信息，也应该寻求媒体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帮助等。

归为一言，尸体的尊严，理应在文明社会中得到应有的赋予。显然，只有制度的建立健全才能从根本上给予尸体以真正的尊严，才能让某一领域的公共道德发生质的变化，单纯的键盘侠与圣母婊（道德论持有者）应该让位于制度的工具理性。（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