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原副局长叶军于去年9月因涉嫌受贿被刑拘，检方指控其收受贿赂64万多元。该案于上周五在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时叶军承认全部指控，叶军的辩护律师出具叶军单位出具的“求轻判”证明，希望法院从轻判决。（10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又见求情公函，没有任何意外，再次引起汹涌的群情激愤，有人认为这是公权力粗暴地干预司法，破坏司法公正，有人认为这是公权力多此一举。祛除其中的情绪表达，仍需沉下心来，仔细打量一番，这“求情公函”到底能不能开呢？

　　我们固然可以理解当事人单位对当事人护短之心，关键的问题是，在法律范畴内是否合法、合理。事实上，根据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在刑法中明确了从轻、减轻处罚与法定、酌定量刑情节等相关规定。前者的法定是指在刑法中有明文规定，后者的酌定，则是指刑法未明文规定，根据立法精神与刑事政策，由人民法院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在量刑时酌情考虑。换句话说，无论是法定还是酌定，只要当事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可以通过出具“说明书”向审判机关“求情”。

　　而对比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定规定来看，叶军是不符合此类条件的，而在关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规定中，确实是可以找到这样的条款——犯罪人的一贯表现。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出具证明，证明犯罪嫌疑人在此前有着突出的优秀表现，在量刑上是可以酌定考虑的。

　　于此而言，犯罪嫌疑人叶军所在的环保局出具“求轻判”证明，主要内容客观真实，能够有不可辩驳的证据，那就是无可厚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如果毫无情由地责难单位的“求情公函”，恐怕也是有违法律精神的。

　　那么，接下来的疑问是，为什么在法理上合法合理的“求情函”，会引致如此大的民意反弹呢？除了对公权力的刻板印象外，更主要的恐怕是对公权力出具“求情公函”亵渎法律尊严的担忧。

　　而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来由的，从此前曝光的“求情公函”来看，根据媒体的梳理，既有对法院动之以“情”，有的晓之以“理”，当然也不乏声色俱厉、干脆插手案件处理者。无论是何种姿态，似乎很难看出以维护法律尊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良好初衷，倒是落于“护犊情深或是沆瀣一气”的居心叵测。

　　为何会将“酌定”这本好经念歪？除了“权大于法”沉珂在兴风作浪之外，与相关问责机制尚未明确，“求情公函”走样变形成本低，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于此而言，对于“公函求情”，显然是不能棒杀的，关键是在法治基础上，规范“求情公函”的开具，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问责机制，建立公平有序的司法机制。

　　据悉，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全会专门提出了“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就在同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专门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愿一场自上而下的法治纠偏，能够驱逐求情函中的权力魑魅，让其回归到最本原的法治角色。（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