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10月13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7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点明了改革的价值取向，强调了鼓励基层改革创新的重要。

　　连日来，出租车行业的改革正引起社会关注。交通部公布的针对出租车和专车的两份“征求意见稿”，体现出推动新旧业态融合发展的鲜明改革取向，并明确“给地方充分的自主权和政策空间”。而作为国内发出第一张专车经营牌照的上海，其“试水”之举吸引了各方目光。继12、13日本版刊登“评论员观察”后，今天，我们连线解放日报评论员朱珉迕，听他谈谈对上海“专车”管理模式的一些看法。希望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场改革，增进共识。

　　日前，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向“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并宣布对符合要求的平台都开放申请资质。同时，网络专车平台巨头优步宣布正式入驻上海自贸区，成立美国以外其唯一的独立公司。向专车平台发资质许可，这在全国甚至全球都是创新之举；接纳优步进入自贸区，也释放出鼓励开放、包容创新的积极信号。

　　网络约租车伴随着“互联网+”横空出世，迅速占有市场，对业已成为全国性难题的出租车行业改革来说，不啻投入一颗“深水炸弹”。事实上，出租车行业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也是深水区改革的一个缩影；专车所代表的新事物对旧模式的冲击，更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特征。

　　破除创新阻碍，捋顺利益关系，归根到底要靠改革。对待专车这样的新事物，是视而不见、绕道而行，还是直面挑战、正视需求，将影响到行业发展的未来。上海为专车打开“正门”，也是表明一种开放态度：当专车已是既成事实，正视新事物、正视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矛盾，用开放的心态来直面难题，这是改革者应有的担当。

　　出租车改革之所以成为全国性难题，难就难在利益格局的复杂。专车的出现，一方面影响到既有的利益分配，一方面也对政府监管提出现实挑战，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让专车与传统出租车两种经营模式融合发展，对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也是一种提醒和倒逼。而能不能像中央部委要求的，充分利用地方自主权和政策空间，为“互联网+”时代的出租车探出新路，也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态度。

　　如何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监管模式，是政府给自己出的考题。从上海现在对专车的管理方式看，是在尝试以“管平台”代替“管车辆”，赋予专车合法化地位，将车辆的资质核发权限交予平台，以此改变传统的监管模式，这在一些人看来或许过于大胆，因为对平台的定位和信任度，一直是此轮改革中的争议热点。但如果结合市民出行的实际需求、专车市场的发展方向来看，这样的制度创新也有其必要。

　　当然，“险棋”是不是“妙招”，能不能把监管效率提升到新的高度，还需要从实践中找到答案。事实上，作为“吃螃蟹者”，上海的改革收获了不少舆论点赞，也面临不少质疑和观望。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很多具体问题尚未最后界定，交通部对于出租车行业以及网络约租车的管理办法还在征求意见中，这使得探索更具有“超前”性质，甚至可能与旧规则发生冲突。

　　对地方而言，此时，既要坚持依法改革、央地同向，也需要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对全国来说，既要及时、全面的治理法规跟进，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也需要宽松的容错机制、高效的纠错机制，作为改革创新的坚实后盾。如此，才可能从技术创新而至管理创新，进而实现制度创新。这是上海专车试点带来的另一层期待。